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历，受歧视、受凌辱的社会地位，使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他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1951年离别了即将临产的妻子，随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作巡回慰问演出。由此他受到“最可爱的人”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感染，使他从心底里深深爱上了为穷人打天下、保卫人民坐天下的人民军队。回国后，廖承志同志介绍，他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志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而为其思想觉悟的提高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新天地。他积极主动地去实现从一个民间艺人到革命文艺战士的转变。他自觉地认识到，要从思想上真正同战士打成一片，就必须满腔热情地为兵服务。高元钧同志的革命热忱，使部队广大官兵深受感动。每到一地演出后，他总是惦记着那些未能看上节目的执勤人员和为演员做夜餐的炊事班，主动为他们加演。有的病号没看到演出，他也要为一个人单独演唱。有一次在北大荒演出的行军路上，有位战士提出想听他的山东快书，他就当场掏出板来，为这位战士唱了好几个小段。他那种有求必应、主动送戏上门的演出作风，已成了部队曲艺演员的光荣传统。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任务完成回到天津后，前线有的部队反映，没有看到高元钧的山东快书，非常遗憾。高元钧同志得到这一消息，便主动要求重返前线。在上级批准下，他再次返回朝鲜，为部队演唱。退休前，他在军队中服役了整整35年，先后四次赴朝，四次去福建前线，两次到抗洪第一线。他的鸳鸯板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北大荒、海南岛、天山脚下、余震未消的废墟上……都留下他的足迹。他以完全、彻底的精神为兵服务，被部队指战员称为“大兵的艺术家”。

    高元钧同志的演唱，惯以具有楷模作用的英雄形象鼓舞部队斗志。他成功地演唱过《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抓俘虏》、《侦察兵》、《师长帮厨》、《长空激战》、《金妈妈看家》等一大批反映军事题材的新作品。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他演唱的这些新段子，在军内外广泛流传，产生过强烈反响。几十篇新书目的几千场的成功演出，以及对山东快书艺术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书杰。

    高元钧同志非常重视曲艺迅速反映现实的功能。每到一地，演出前总要搜集当地的好人好事，临时编上一段演唱出去。这种现编现唱的做法，对于宣扬先进、鼓舞士气，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创作上，他更是积极参与，虽然文化有限，但是他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其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会给其他创作人员以极大的启发。他还经常注意搜集素材，并和创作人员一起结构作品。《师长帮厨》、《长空激战》等，不少成功之作，就是在他具体参与和指导下完成的。

    高元钧同志十分重视后备力量的培养。他演到哪里，总有不少同志跟到那里，来学唱山东快书。每次下部队演出回来、也总会带回一批学员。于是就在部队政治机关和文化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举办曲训班。他直接间接地先后培养出近200名山东快书专业人才。正如他在参军时天津市赠送的祝词那样，真正实现了“把山东快书种子撒遍战士园地”。高元钩同志成为曲艺教育家、山东快书一代宗师，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部队政治机关高级领导人的褒奖，傅钟同志给他做了“桃李满天下”的题词。正是通过这种卓有成效的普及工作，使得山东快书这一地方曲种，迅速推向全国。使其在50年代，展现出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军队专业曲艺队伍的建立，高元钧同志是一位具有奠基作用的人物，1953年5月解放军建立了第一个曲艺专业团体——总政文工团曲艺队。高元钧出任队长。由此，各文工团、队相继成立了曲艺分队、曲艺组等专业单位，为军队的文艺工作，增添了一支新军。为表彰高元钧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曲艺发展中所做的贡献。1980年中国曲艺家协会、总政文化部、北京军区文化部，联合举办“高元钧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及高（元钧）派山东快书演唱会。1988年又由山东快书研究会和《曲艺》编辑部一起举办了“高（元钧）派山东快书艺术研讨会”，会上宣读若干篇论文，研究了高派的艺术特点。继而，高派弟子又举行了谢师会，共同感谢恩师的传艺和教诲。到会的二代与三代传人共177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