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快书艺术大师、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北京军区战友  歌舞团艺术指导）

    高元钧同志生于1916年3月29日。原名高金山，河南省宁陵县张弓乡西四里和庄人。幼年家贫。7岁即跟随双目失明的四哥背井离乡，卖唱乞讨。在饥寒交迫、四处流浪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1岁时，来到了南京。依靠四哥在下关码头“撂地”卖唱的微薄收入，勉强糊口。此时，适逢演唱“武老二”（山东快书原名）的老艺人戚永立也在南京做艺，便登门拜师。可是戚永立终不肯收，后来几经周折，总算学会了一些“武老二”唱段。又在走码头卖艺过程中，得到同路的大师兄郭元顺的指导，艺术上逐步完善。通过郭元顺代师收徒，他才正式成为戚门弟子。几年后又正式拜师，得到了戚老先生的亲自传授。

    高元钧同志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逆境中的砥砺，锻铸成他那坚强的事业心。那时的“武老二”虽是一部经过历代艺人传唱、加工，结构完整的长篇大书，但精华糟粕并存，其中夹杂着一些粗野不堪的唱词，和某些低级下流的细节描写，即所谓“荤口”。它不仅影响了该曲种广泛传播，而且也危及到这门艺术自身的生存。高元钧同志面对这一困境，显示出他那不甘沉沦、敢于突肢的艺术革新家的胆识，宁肯因改掉“荤口”会失去某些听众，在经济收入上蒙受损失，也要  开一条新路。在改革中，他一方面剔除“荤口”，又如饥似渴地向姊妹艺术吸取、借鉴，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当时，只要有戏曲界、曲艺界艺术名家的演出，他宁肯省吃俭用，也不放过观摩学习的机会。从他的演唱中，不难看出他对多种戏曲、曲艺形式的表现技巧的融汇贯通，从而使这门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艺术档次，开了新生面。这是他在曲种改革中，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高元钧同志来自旧艺人群体，但他没有“宁帮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和“同行是冤家”等旧意识。对于向他学艺的人，总是主动热情，积极传授。济南有位演唱山东落子的艺人杜永顺，对高元钧同志能把“武老二”传授给自己，一生都感恩不尽。

    “武老二”改革的成功，使其进入了高层次的游乐场所——青岛市的曲艺园子青莲阁，从此，它能够与当时被认为比较文雅的兄弟曲种同台献艺。尤其40年代中，他与相声名家刘宝瑞在徐州较长时间的合作，表演相声，不仅对相声艺术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且，也使本身“武老二”的说唱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1946年他应邀去南京献艺。其间，曾参加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演出大会。翌年，他再返上海，又参加了左翼作家们举办的“纪念‘五四’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他所演唱的《武松赶会》、《鲁达除霸》等歌颂英雄侠义为民除害的节目，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并得到郭沫若、田汉、洪深等文坛名家的称赞。郭老当时赞誉高元钧同志为“民间艺人的一面旗帜”。上海解放后，为积极配合反霸斗争灌制《鲁达除霸》唱片时，和有关方面一起，将“武老二”定名为山东快书，使这一民间说唱形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

    新中国的诞生，为高元钧同志创造了施展艺术才能的崭新环境。他那种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幸福感，集中地化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胆忠心。他运用自身的精湛技艺，积极地去讴歌新人新事。上海解放之初，他率先演唱了《小二黑结婚》、《桥》、《刘巧团圆》等新曲目。他凭藉姻熟的艺术技巧，发挥了曲种优长，演来不同凡响，使人耳目一新，大受欢迎，得到了上海市文艺处的首肯。在总结工作会上，对高元钧同志热情编演新书目提出了表扬。1950年他赴天津献艺，又演唱了《生产就业》、《一封双挂号信》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唱段。为此，1951年他被天津文艺工会评为市二等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