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北京琴书”这门曲艺形式是关老的一个杰出功绩。关老回忆起创办的初衷说，“抗美援朝时国家派了个曲艺服务大队赴朝慰问。演出时，有人报“山东琴书”，有人报“四川琴书”，到了我这儿就成琴书啦”。关老一想，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为什么就没有北京自己的琴书呢？从朝鲜战场一回来，“北京琴书”这个品牌便成了现实。关老说，那次正名不光仅是名字上的更改，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体现出了“北京琴书”的特征，如把琴书原有的虚字去掉，改正倒字歪字发音等。关老说“我要对得起北京琴书这4个字。
回首往昔，关学曾向我们说起了一件与相声大师侯宝林有关的趣事。关老说，“1951年赴朝时，侯宝林是我们的曲艺小组组长。过江前，大家在一个小阁楼上开了一次会。侯宝林叼着他心爱的小烟袋对我们说“现在的战争气氛很重，大家遇到事儿要冷静……”话还没说完，敌人的飞机就轰轰地过来了。小阁楼震得直晃，屋门也是咣铛咣铛地乱响。大家都很害怕，迅速地藏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飞机走了。看了看没什么事大家就都起来了，侯宝林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小烟袋呢？”
北京琴书是全国400多种曲艺形式的一种。发扬北京琴书并不是件容易事，关老说这需要三点：一是要嗓子好，二是要形象好，三是要吐字清楚的北京人。
纪念琴书泰斗关学曾系列三——从我开始有了北京琴书
家道中落，有心人赴天津学艺关学曾虽然出生在一个满族家庭，可那时候已经是民国时期，国家停止了给八旗子弟的俸禄，许多满族家庭因此而迅速衰落，关学曾家当然也不例外。关学曾出生以后他家就已经家徒四壁了。关学曾7岁那年开始在私塾上学，交不起学费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在家里自学了，等有了点钱把学费交上，他才能接着去上私塾。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上了两年学。他还曾做过童工，做小买卖卖水果，后来还卖过臭豆腐和酱豆腐。那时候，关学曾全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租来的房子，院子里住着一个拉洋车的人，关学曾称为李叔，李叔不出去拉车的时候就会在院子里说书。这时候，关学曾就会坐在李叔身旁听得津津有味。李叔不在的时候，关学曾就会到他家附近的一个书茶馆去。因为那里的掌柜的认识他，看他是小孩儿，也不会向他要钱，关学曾就找一个角落坐下来静静地沉浸在评书的天地里。后来有了电台，评书、曲艺成了电台的主要节目，一些商铺为了招徕顾客，就在自己的铺子里装上大喇叭接收电台的节目。每到晚上，关学曾就会和许多人一样来到商铺的门口成了这些节目的忠实听众。大杂院的房东是一个热心的老太太，人们都称呼她为李大妈。有一次李大妈在院子里聊起了一个孩子去天津学单琴大鼓的事情，这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被13岁的关学曾记到了心里。当晚，他就对父母说自己也想去学单琴大鼓，父母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所以就同意了。几经周折，关学曾开始跟随师傅常德山学习单琴大鼓。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从此以后，每天天还没亮，关学曾就会跑到北京南城天坛东南角的坛筒子豁口喊嗓练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一如既往。一年以后，关学曾已经学会好几段了。有一天，常德山把关学曾叫到了跟前说：“师父教不了你了，我又给你找了个唱乐亭大鼓的，叫石金荣，以后你就跟他学吧。”后来，关学曾才知道师父常德山因为抽鸦片上瘾已经穷困潦倒了。在石师父那里又学了一年多的乐亭大鼓之后，16岁的关学曾出师了，从此，他也像师父们一样上庙会、下书场，开始自个儿闯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