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死亡线上挣扎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真可以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有钱的人家在那个社会吃的玩的乐的，能够供他享受的东西多着呢。应有尽有。可是穷人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吃不上饭。 每天一睁眼就疲于奔命，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到处都是，马路边冻死饿死的人．每天都能见到几个，一点也不新鲜。
很多人都知道我李润杰是个要过饭受过苦的人，可到底怎么要的饭，受的什么苦却不一定知道。十九岁那年，我在同利华鞋铺学徒期满了。心里想多挣几个钱也能给农村的爷爷奶奶爸爸寄去。哪知道出师的徒工，一点钱也不多挣，只能混上自己吃的窝头。再说掌柜的也不愿意留，因为这个鞋铺主要靠剥削童工发财。学徒期满他就想法子把你挤走，主要手段就是少给工钱。我离开这个鞋铺以后，每天做临时工，连自己的饭都挣不出来，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眼睁睁的挨饿。听说海河边扛大个的活儿都不愿意干，能累死人，我想即使累死也不能饿死，于是豁出命去到海河码头扛大个。到了海河边，跟人家工头说了说就算行了。工头给了个筹码，马上就干活。第一回扛的是棉子包，每个有一百八十多斤。从火车上卸下来得上大垛，跳板三丈多长，一尺多宽，上大垛先过跳板。人家常干的穿着布底洒鞋，走起跳板来不滑。我穿的是—双皮底的破布鞋，走在跳板上特别滑。有两次差点摔下去，全仗年轻腰腿活，不然摔下跳板轻则摔坏胳膊腿儿重则小命就交待了。干下这一天活来累得腰酸腿疼咬咬牙第天又去了。这大是扛土豆粉．一袋少说四五十斤，由河边住楼仓库扛，扛一袋一个大铜子。我扛的时候总是低着脑袋，唯恐熟人看见。为了多挣几个钱我要求一次扛两袋。扛了两次，觉得还可以再加一袋，一次扛三袋就是三个铜子。我只顾拼出力气多挣几个铜子，哪知道那两个上肩的人不乐意了。他们给我上肩的时候故意往高处举，使劲往下砸，差点把我弄个前栽。我当时连“哎哟”一声也没敢说．一说下趟砸得还重。为了挣钱吃饭忍了吧．下趟再不敢要求三袋了，我咬着牙干了些日子，每天挣的钱仅能吃饭，一个余钱也攒不下。
有一天，我到南市三不管一带去找人，想托人再找个别的活干干。那时候三不管五行八作，说书的、卖艺的、算卦的干什么的都有，一天到晚人烟稠密，到那地方去的多数都是穷人。我刚刚到那里，迎面碰上一个打白旗的，旗上写招工两字，落款是吉川士木公司。这个人一看见穿着破旧的年轻人就问干活去吗?他跑到我跟前问我，我说：“干什么活?”他说：“在铁道边上捡石头子儿，每天一块二。活一点也不累，日本人来了就干点，日本人走了就呆着。这可是好事由，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儿。你去不去?你要去先给你十块钱铺底钱，到了那儿按日开支，保准不误。”这套话把我的心说动了。因为我当时找事心急，每天一块二，比扛大个强多了。一个月要挣三十多块钱，除了自己吃饭还可以给老家寄去。身上几张当票子也该赎了。我想来想去干这活合得来我说：“轻活重活没关系，只要工钱不少给我就干。”他说：“我要说瞎话我是王八蛋。”我说：“你给铺底钱吧，我跟你去。”他说：“这地方白钱(小偷)这么多，我身上能带钱吗?跟我到柜上拿去。”我跟他来到西北角走进一个小院，西边是帐房，他叫我到北屋等着。—会儿就送钱来．我进屋一看，屋里还有不少人，蹲着的坐着的．炕头下还有躺着的，—个个都愁眉苦脸，其中有人说：“瞧又来了个倒霉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他们也是等着拿铺底钱的，又有人说：“倒霉蛋进来甭想出去了，斧把给你准备着哪，想出去你的两条腿就甭要了。”这时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我想冲出去，这“发现院里四五个人，都拿斧把木棍，眼睛盯着北屋。这下可把我害苦了，没处说理去。我的身上还带着快要押死的当票哪。完了，一切都完了！也只有听天由命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到了饭口，外边有人叫喊，叫我们到院里排队。还说谁要是逃跑打死勿论。当时每人都发了半面袋干粮，两个咸菜疙瘩头。有个头儿带着我们走出小院，一直走到法国桥(现在的解放桥)附近的码头上，才停住步。河里停着一艘小火轮，上轮船时有日本兵点数，这时我才明白，招工的人贩子把我们卖了，被骗的人当时都傻了。胆大的想逃跑，豁出命往河里跳，对岸就是卷烟厂，一连跳下三四个人，我不会水被赶下舱去。管事的大声喊叫：“谁要再跑日本人就开枪了。”我从船的窗口往岸上看，见一位老太太，追着小火轮哭喊儿子，声音凄惨极了。我想起爸爸妈妈姐姐，他们谁都个知道我被人家卖了。我从窗口向远处望去，心里说：妈妈呀!这辈子也许见不到你了。眼泪刷剧地往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