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单弦并不能成为打动父亲的理由，少年时的张先生带有几分叛逆，竟然想出了改名字登台的办法。群英戏院一次“意外”登台让他一炮而红，而他依然只是那个痴迷单弦的单纯少年。

　　快报：家里支持您学单弦吗？

　　张伯扬：我的父亲虽然爱好(曲艺)，但不愿我们多接触。过去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很鄙视，但我很年轻，也对新鲜事物好奇，越是他不让我干的事情我越是想去试试。所以自己就偷着去听单弦，学没上好，倒是接触了一些同道爱好者。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也很困难，因为只有我有一部分唱词——但光有词还不够，还得会唱。因此后来我就投在了花连仲老师的门下，开始正式学习单弦。严格来说我们并不算是正式的师徒关系，花连仲先生开始时也不赞成我学单弦，还是希望(我)能把学上好。但我对单弦痴迷的不得了，花先生教单弦都是到学生家里去教，我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走读生”——花先生到哪家我就跟着去哪家学，老师教我就听，口传心授。很快我就不再满足于这种教学方式，开始到处去听其他人演唱单弦。当时天津演唱单弦的很少，我还特意跑到北京去听——所有干的这些事情都是偷偷的，因为父亲不允许我学单弦。

　　快报：后来父亲知道了吗？

　　张伯扬：两年多以后，我已经唱得很不错了，他才知道。为了这个我还特意改了名字，张伯扬是后起的艺名。我家里有个半导体，那时每周有几次直播剧场节目，而我正好在那里演出。轮到我演出的时候我父亲觉得“还可以”，但并没听出来，是我的弟弟在旁边给捅了出来。父亲知道以后第二天就把我从园子里给揪了出来，在这之前八角鼓就给我踹坏了好几个——每天回家的时候我都把鼓藏在衣服里面，放在肚子这块，然后吸口气瘪着肚子才敢进家门。当时我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自己喜欢却不让我学？

　　快报：平时都在哪些地方表演？

　　张伯扬：最初是自己有瘾但没地方唱，那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好，天津也有许多商业电台，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电台。我记得自己曾经在和平路百货大楼对面的“世界新闻广播社”私营电台花钱买了40分钟，唱着过瘾去了。到后来居然还有人买我的广告，自己就可以不花钱在电台白唱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入到这行里的。

　　快报：还记得第一次演出吗？

　　张伯扬：那是一个特别小的剧场，在北大关桥附近的一个小楼，楼上是个茶馆，名字叫志诚信。每天上午有工人揽活、休息连带喝茶；下午就有一些曲艺演出。这里的演员都是一些在大园子没法登场的，我也在那里听。时间长了茶楼老板也和我熟了，有时演员没到出现缺场就让我上去垫场。第一次上台很紧张，台下一鼓掌我就张不开嘴了，词儿也忘了。但台下大伙也都知道我是(单弦)爱好者，对我很宽容，渐渐地就行了。但人家也不是天天缺场，有时没赶上垫场上台就觉着好像白来了一样——心里空荡荡的，就是有瘾。在这之前我们这些爱好者谁家有喜寿事大家也去唱，效仿古时北京的票友。

　　快报：从那就正式开始唱单弦了？

　　张伯扬：当时唱单弦没有想太多以后会怎样，就是爱唱，自己唱完以后感觉特别美。年轻时走路经常和小树碰上，邮筒也撞过很多次，电车常坐过站——都是因为心里想着唱词的缘故，很是痴迷。那时群英剧院的经理在电台里听到我唱单弦，就找到了我们的弦师，他也没问我就一口答应了人家登台的事。群英是个大剧院，我知道后不敢去——最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上的台，唱完以后相当受欢迎。可唱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跑了，感觉自己不是这行的人，可后来又被人拽回来了。从那以后，我在群英剧院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我们也是被人“剥削”了，算下来每天挣的钱只够做一趟洋车回家，而自己感觉能有个地方唱就不错了，就是喜欢唱。

　　快报：后来就不在那里唱了？

　　张伯扬：想不干也并非那么简单，从群英剧院出来后我很长时间都没有人邀——那时我每天几乎要跑八个电台，但就是没有剧场来找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群英的经理和其他剧场打了招呼，不让他们邀我演出。经过了这个过程我也算是正式入了这行，当时由于我父亲喜欢曲艺的缘故，家里也经常来一些老艺人，我就拜在曾振庭老师门下。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大观园、小梨园、庆云和大观楼这些园子里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