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艺中是先有岔曲，后有的单弦。快书指的就是联珠快书，它也属于单弦的范畴——这都是一回事。关于单弦的起源到现在也没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大概有二百多年了。按照一般的说法，单弦是从清朝时期满族的民歌演变而来。当时清朝征服大小金川，得胜归来的时候会唱一种得胜歌，士兵们在行军作战的路途中演唱。单弦中有许多风花雪月、四季变化写景的东西，就是因为当时在行军中也不知道年月变化，只能通过辨别树叶青黄之类的方法推测时间。这些立了战功的士兵们回到家乡后就开始休养生息，在这个过程中得胜歌也逐渐演变为岔曲。后来有人上奏皇上，认为士兵们回来后居功自傲，在民间散播这种靡靡之音。随后皇上召见了领军的将领，后者在朝上便将岔曲演唱给皇上听，深得皇上喜爱，还发给了龙票——龙票在当时就像是一种证书，是可以在民间演唱的凭证。包括京剧在内的许多曲种后来都沿袭了这种做法，所以现在也还有将曲艺爱好者叫做票友的说法。从这开始，一般人家里有喜寿事也会邀请一些岔曲演唱者。

　　到后来，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对于岔曲表演的要求越来越高，认为其内容多是描写情景，没有太多的故事性，这也促使了岔曲在表现内容上要改进。在这个时期岔曲逐渐发展成为“要节”，这种形式开始有些故事性，曲头和曲尾之间也加上了曲牌。京剧里有一个曲目叫《扫松》，这个也被借鉴到了“要节”里，写景的同时也加入了简单的故事。尽管内容丰富了，但“要节”整体的故事性还不是太强，经过进一步发展就有了现在我们常听到的段子《杜十娘》《金山寺》等等，这样故事情节就更丰富了。单弦票友在那个时期八旗子弟居多，通常都是有钱有闲的人。清朝灭亡之后，这些人的生活也失去了保障，一些演唱岔曲比较出色的人就开始以此为生。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观众的要求也比从前提高了许多，因此像德寿山、群信臣以及其他的老先生们就开始不断发掘新的曲牌，以《聊斋》为基础大量创作，丰富了单弦的曲牌。单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集采各家之长，吸收了许多地方曲调的特色，进一步丰富了单弦的曲调，像“湖广调”“云苏调”都是如此。单弦先是在北京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来到了天津，在天津也相当有观众，所以到现在天津也被称作是单弦的发祥地，北京是发源地。单弦艺人中在天津知名度较高的有“荣(剑尘)”“常(澍田)”“谢(芮芝)”。
城市快报记者(以下简称“快报”)：您是如何接触到单弦的？

　　张伯扬：从小我对单弦就比较痴迷，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特别热爱曲艺，也是一个票友，涉猎比较广泛，主要爱听京韵大鼓，也喜欢单弦和岔曲。那个时候他听单弦和岔曲算得上是煞费苦心，由于当时没有什么“本子”(唱词印本)流行，他听完了唱曲根据记忆自己写了二十几本唱词。可惜我自己不成才，现在一本也没有留下来。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最早的那种“矿石收音机”(直接以天然矿石制成，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器)，我也拿来听一些评书和曲艺节目。我最早听到的是常澍田先生表演的单弦曲目，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边听边看我父亲默记下的唱词，渐渐就爱好上了(单弦)。我的印象很深，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和一些朋友常在家中聚会，就像是一场小型的票友会。那时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弦子、八角鼓等各种乐器——到现在我会好几段京韵大鼓的词，都是那时记下来的。

　　快报：有没有和其他单弦演员交流过？

　　张伯扬：单弦是一个文艺性很高的曲种，但旧社会的艺人很保守，有种说法叫“能给一锭金，不教一句春(戏词)”。很多艺人都把戏词看得很重，那时自己不懂事，花20元钱买了一个岔曲——要知道，当时两元钱就能买上一袋面粉。

　　快报：能不能谈谈您的启蒙老师？

　　张伯扬：旧社会拜师学艺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要立字据签字画押，挣了钱都要归老师，一学就是很多年——我很幸运没有受过这个罪。当时天津有一位老先生，他称得上是单弦的启蒙教育家——花连仲先生，现在很多与我同辈的单弦演员都是他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