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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我的祖父白云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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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6 7:14:12
网络
白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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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白云鹏去世已经34年了，34年的岁月长河并投有冲刷掉我对他的怀念。每当我打开录音机的时候．他那亲切而熟悉的歌唱总是使我无法子患心中的激动。好象我那慈爱的祖父就站在我的面前，他那瘦削的身材、炯炯的目光、和蔼可亲的面容。特别是他那攀登艺术高峰的顽强精神，都化做一股永恒的怀念，深深地，深深地萦回在我的心际。
祖父1875年9月出生在河北省壩县(今安次县)唐二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清贫的家境使他幼年就走上了学艺的道路。他开始学习竹板书，常常步行往返于天津和壩县之间，在沿途的茶馆和集市上卖唱。以微薄的收入接济家里。
在旧社会，尽管卖唱的生涯和乞丐没有什么差别，常常被看作是要小钱儿的，但在祖父幼年的心灵中，却对这种职业萌发了一种追求。他告诉过我，当时卖唱虽然是为了糊口，可他却从没有感到这个职业是低三下四的，因为他深深地爱上了他唱词里的人物、故事，他从心眼儿里愿意唱他们。后来，他从竹板书改唱京韵大鼓。他的噪音条件并不是得天独厚的，当时有的朋友劝他，说他的嗓音无法和刘宝全先生那激越高昂的歌喉相比，认为他不适合唱大鼓。他也曾为这事苦恼过．但热爱曲艺事业的决心。并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追求，反而使他下定决心要去拼一拼，他要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条件去开拓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荆棘载途的艰苦的创新之路，终于让他上了出来他创立了別具一格的白派京韵大鼓。
他对艺术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执着追求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演唱．只是到了歇暑的季节才回到北京暂住。就是这样一个短暂的夏季，他也不肯休息。每天清晨他都是五点起床．步行到陶然亭窑台儿去吊嗓子，几乎天天如此。风雨无阻。除去隔三差五地在午睡之后，请来琴师韩德全先生为他伴奏遛一遛活儿之外，其余时间不是看书就是和同行老友探讨技艺，同时也在当时北京的“凤凰厅”、“明星”等剧场为北京的观众演出。那时我家《红楼梦》就有三、四种版本；还有《三国演义》、《水浒》、《聊斋》、《今古奇观》等书。祖父每天都拿出很多时间读书，他读得很认真，我们从不敢打搅他。他常常被书中的人物、故事吸引进去，有时读着读着，他竟自己笑了起来，也有时掩卷沉思，面颊上流下泪珠；还有时读过一阵就闭目吟唱起来……现在我才明白，是书中的人物吸引了他，感染了他，他和书中的人物命运融为一体，因而激发了他要用自己的歌唱再现书上的那些人物的强烈愿望。白派京韵的《探晴雯》、《黛玉焚稿》，《白帝城》、《哭祖庙》和《孟姜女》等唱段，不正是他苦读原著，精心再创造的成果吗！他那唱段中晴雯、黛玉、宝玉、紫鹃、孟姜女、刘关张等人物的言谈话语、音容笑貌，悲欢离合，不正是由于他那苍劲有力，委婉低回，声情并茂的歌唱而使这些人物活生生地打入了听众的心中吗！
他很注重从同行艺友的身上博采众长：那时常来我家的有他的好友梅花大鼓演员金万昌、老弦演员谢芮芝、滑稽大鼓演员架冬瓜、老倭瓜(艺名)等爷爷伯伯们：我常常看到他们交谈热烈，研讨认真，有时还比比划划，或是边说边唱上一段，互相交流。我最欢迎谢芮芝爷爷来，他特别风趣幽默．只要他一来就是又说又唱，记得有次谢爷爷来我家，祖父请他唱“桃帘裁衣”一折，谢爷爷先从长长的袖筒里抽出一条大白绸手绢，然后用他那细长的手指，灵活的眼神和富于感情的声音，把潘金莲活灵活现地演了出来：祖父不仅看得连连点头称赞，还请谢爷爷讲他是怎么刻画潘金莲这个人物的。祖父同时也很注意和晚辈们研讨问题，象曹宝禄伯伯和程树棠叔叔等就常来和爷爷切磋琢磨。
爷爷很重视从戏曲艺术中吸收营养，最喜欢京剧，如在《白帝城》的唱段中他就吸收了京剧的曲牌。他看戏常常入情入境。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沟北梆子《牧羊圈》，当演到粥棚相会一场时，爷爷竟忘了是在剧场里看戏，而被舞台上的演出感动地哭出声来。当时周围的观众都看起他来，我也被吓呆了。事后，爷爷说：“演员只有和他演的角色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感人的形象!这一点我差得很远，我要好好向人家学习”。是的，他的一生就是学习——实践——创造的一生，直到他停止生命的前夕，他都没有停止过在艺术道路上的攀登。象《探晴雯》是广大观众喜爱也是他比较拿手的段子，但他在家中却常常象学新段子那样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字斟句酌，一腔一势，从不粗心，每当他唱到晴雯和宝玉嗑指换袄的情节处，他总是流下眼泪。在祖父的一生中，他总是激励自己要前进，要进取，当他已年过花甲时，仍然编演了《晴雯补裘》、《祭晴雯》等很受欢迎的新段子，直到1950年，他已75岁，在记忆力大大衰退的情况下，还在学习新段子《董存瑞》。
在旧社会，作为一名曲艺演员，每前进一步是多么的艰难啊。但是祖父对艺术始终是忠诚的，对听众始终是负责的。为了演出效果，他每到一个码头，首先是抓紧时间排练，往往不顾旅途的劳累先去观察剧场、寻找适合遛早吊嗓子的地方。就连生活习惯也要服从和适应演出的需要。他不吸烟，不喝酒，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连吃饭也要严格控制，不管自己多么爱吃的东西，每次演出前也只吃半饱或干脆不吃，往往直等到散场回来才吃“夜饭”。他说：“作为一个演员，每唱一句都要想到给听众什么，都要问一问对得起坐在台下的观众吗?”他不但要求自己对艺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徒弟也同样象一位严师慈父。阎秋霞同志和我祖父学艺多年，记得祖父总是一字一腔，掰开揉碎地为她讲解、示范，从不马虎迁就，总是一板一眼地琢磨探讨。由于秋霞同志的努力，她进步很快，但祖父当着她的面儿却很少夸赞。奶奶有时不平地说：“难为秋霞这孩子，你怎么老是绷着脸，一个劲儿地重来重来!”爷爷说：“你不懂，艺术这玩艺儿不是靠吹吹捧捧能学到手的，我要真把她领进门就要来真的严的。只有这样，今后她才能自己走出一条路，才能在听众面前通得过!”
我上初中以前一直跟在祖父身边，他对艺术事业的追求与热爱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幻想的种子。有一次我大着胆子问：“爷爷，您也教我唱吧，行吗?”没想到，他先是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我，半天才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爷爷不是不愿教你唱大鼓，爷爷是要供你上学读书。”我不理解他的心情，还是磨他：“我要学唱，我要学。”他叹着气说：“你还不懂，这世道难呐，你是唱不饱肚子的。”
全国解放后，党和国家给了他无微不致的关怀，鉴于他年事已高，特意请他到中央戏曲研究院担任顾问和艺术指导。从此，他才结束了一生的奔波生活。党的关怀更激发了他为曲艺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那时我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次回家看他，当时他已76岁，但每天早晨仍然五点起床去窑台儿遛早吊嗓子，他还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当初你要学我不教，现在我可要教更多的学生啦，曲艺事业有发展啦!”然而他哪里知道。可怕的食道癌已经开始威胁着他的生命，不久就卧床不起了。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时刻了，还充满信心地说：“我的鼓，我的板你们要收好，病好了我一定要多教几个徒弟，人民需要曲艺啊! ”
1952年4月6日，我最最亲爱的祖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文学艺术正在蓬勃发展。我可以告慰我的祖父：您曾挣扎、攀登过的曲艺之路上，现在正盛开出万紫千红的绚丽花朵啊!
[选自1988年<<曲艺>>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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