撂地演出锻炼人

在那个时代，艺人撂地演出，得有真本事。因为围观的观众用不着买票，可以随便走动，来去自由。所以撂地演出的艺人，首先得学会—套吸引观众的功夫。节目一软观众拔腿就走，有的不走也不愿意往地上扔钱。所以每段节日都得硬梆梆的磁实，包袱要使得脆使得响。演员的嗓音得亮，得传远，那时可没有扩音机，全凭肉嗓子。场地能站一百多人，最小也得七八十平米。四面都是观众，演出时都得照顾到了。有时天气不好刮点儿风，这就要看你的功夫了。我和刘金荣分手以后自己单干了一个时期。这次单干跟小河沿单干可就不一样了。我一个人可以一连气说上几个钟头，要钱的时候嘴也不停。观众不走，场子不酥。撂地演出锻炼人，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撂地起家的。
我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比较熟练的撂地艺人了。我在东三省跑码头长达五六年之久，跑遍了沈阳、抚顺、辽阳、鞍山、营口等大小城市。在营口演出时认识了当时东三省比较著名的相声演员白银耳、顾海泉等，向他们学了不少的节目，如《卖布头》、《地理图》等。
自营口与白银耳、朱相臣分手后，我又与王福来到锦州演出。锦州离关里较近了，离天津、离武清老家也近了。在锦州遇见一位由关里来的卖唱本的老人，我们谈起关里的事来，勾起我酌思乡的念头。当华工流落在东北已经五六年了，该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想着我，盼着我。回天津也不是容易的没有良民证，火车上有日本兵检查。就这样也想回家，到后来冒着生命的危险登上了回天津的火车。

四 跳出苦海又进深渊

冒死闯过山海关

从沟邦子上了火车．我和王福来心里就打鼓。开始还算不错，没有碰上日本兵检查。哪知火车刚到山海关，日本兵就上来了．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后边还跟着穿西服的翻译，一个个的检查，想躲也没法躲，车门都上了锁。当时心里紧张极了，在东北病、饿、冻、累几个死都混过来了．眼看与家人团聚了，如果死在这里，那真是命里该着，生有处死有地。日本兵到我跟前先问：“良民证的有?”我说：“没有……”下边想要解释几句．日本兵没容分说大嘴巴子就打上了．打得我差点倒下。王福来忙举起他的良民证说：“我们是一起卖艺的，他的良民证被小偷偷走了。”翻译告诉日本兵、日本兵上下打量我就说：“他的八路干活．”一挥手叫我下车。我忙说我是“西巴依”，意思是艺人。王福来连连的央求翻译解释一下，他急中生智，想起了在营口黄金街与白银耳、顾海泉等人照过的一张像，他忙把像片掏出来交给翻译过目，并告诉翻译哪个是著名相声演员白银耳。这张照片日本人也看了，翻译又向他说了几句日本话，真起作用了，日本兵转头去检查别人。“哎呀”、一身冷汗，把小褂都湿透。为什么那么害怕，因为那时中国人是亡国奴。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太多了。别说一两个人，成十成百的杀，根本不算新闻。东北的万人坑白骨堆成山。
混过山海关，又走了半天多，火车到天津了。当时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来，一晃五六年了．离开天津上小火轮时的凄惨景象又出现在眼前。我只顾回想往事，没想到出站的卡子也有日本兵检查良民证。这可怎么办?还是王福来办法多，他叫我沉住气，失由他举着良民证出去把东西放在外边，回来拿东西时就把良民证偷偷送给我了，这样我举着他的良民证混过来了。

回家更凄惨

在天津河北一家小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身了从天津到武清大桃园村，少说也百十里地。我只提一个旅行包走起来也轻便。到了杨村我划锅演出了一次。因为身上分文没有，这一天也得吃饭呢！如果挣多了，也可以给家里老人买些点心。结果只挣了两毛多钱，走到天黑才到家。我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又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了。可是我一敲门，从屋里走出来的不是爸爸，奶奶，而是我家远门的一位兄弟。他见到我说：“你回来啦！发财了吧！这是发财还家啦！”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像刀扎一样，当我在旁边一间弹棉花的小屋里见到爸爸时，才知道正房已经卖给那位远门的兄弟。爸爸拉住我的手，摸着我的脸，眼泪一个劲的往下掉，原来爸爸已经双目失明了。他告诉我奶奶想我想得已经不在人世了。八十多岁的奶奶每天用鞋底敲门槛．口里呼唤着我的名字一直敲到咽气。我听了这些话说什么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嚎啕痛哭起来。爷俩越哭越难过，亲戚们也跟着抹泪。有的也劝说：“人回来就是喜事，可不能再哭了。”乡亲们走后我和爸爸又哭到半夜，爸爸说：“等我把卖房子的钱吃完喝点红矾死了也就不再受罪了。”我安慰爸爸说：“您心里别难过，我现在学会说相声能挣钱养活您了。”爷俩一夜难眠．鸡叫天明，才睡了一会儿，当时我母亲还在天津给人家当老妈子．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奶奶死后，就是她在外边受苦受累的血汗钱给奶奶买了棺材发送的。回家探亲这一幕凄惨的景象深深地刻在我心里，至今也没忘。

回天津混碗饭

在家住了三天．王福来就找我来了，他已在天津北开打了地．叫我跟他去上地，这样我又告别了双目失明的老父，问天津混饭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面对这久别多年的家和亲人。难道我不愿意和他们多聚几天吗?愿意!我打心里愿意和父亲一块多住些日子，也希望和村里童年时代的弟兄们叙谈离别之情。但是残酷的生活现实不允许我这样，家无隔夜粮，身无半分文，二十七八的小伙能在家里忍饥挨饿吗?我咬咬牙流着眼泪到奶奶的坟前哭了场，爬起来离开了大桃园村，与王福来向天津走去。
离别了六年的天津没有多少变化。这次回津使我感觉最深的是穷人更多了，坏人更坏了，受苦的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骑在人民头上的坏人欺压人民位俩更恶毒。撂地生意也难做了。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我借本村一个十五岁孩子的良民证，在十岁上边加了一竖，成了廿五岁，孩子叫杨文利。因此，我只得改名叫杨文利．这杨文利直叫到日本投降。
开始我和王福来、武魁海等一起联学演出。我们在北开找了块空地撂地。前两天还能混上饭吃，两天过去是—天不如一天没办法我们只好分开各谋生路。我自己跑了几个地方，情况都不太好．我想一定是自己艺术水平低，节目不受欢迎。在天津吃这碗饭还得长能耐。当时我住在南市中宜新街一个花子店，店里住的都是作艺的，白天出去晚上回来。相声演员朱相臣也住在这里。我在这个花子店里又结识了唱数来宅的胡振汀，这个花子店就是我的落脚之地。我经常到天津郊区农村、县城、镇店去撂地。“春庙、秋集、夏摸千，冬天就把座子按。”这是撂地艺人一年四季的演出规律。春天多赶庙会．秋天多赶集，夏天热了能在树荫下趁农民休息演出。冬天冷了最好挨个小书馆之类的座位的地方演出才好。我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到农村演出的，天津周围的许多镇店如杨村、廊坊、小站、东大沽等地都跑过了，在市内演出也只能到小王庄、谦德庄等边沿子小地方撂地。鸟市、南市都不敢去。在这些地方演出的人．都是有门户的名演员，我当时是个没名没师的海青腿(指外行下海)、也只能在这些小地方混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