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老爷您上天吧

西北曲协主任是高敏夫，他是来自延安毛主席身边的人．水平很高。他手下的—位干部高斌同志，给我讲陕北故事、革命道理，经常跟我联系工作，时间长了，无论是在艺术方面、还是政治思想方面，都对我帮助很大。通过她的帮助，我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也有了一点进步。我父亲是农村吹鼓手。也算是半农半艺为生的人。他虔诚地信奉关老爷，认为关老爷义气千秋，艺人也是以义气为重的。每每遇到困难或是重要的演出，或者处在危险境地，他都给关老爷烧香。认为求助于关老爷的神灵保佑，则会事事如意一帆风顺。父亲的信仰，影响了我。我自从数来宝卖艺求食开始。就做了一个小布口袋，里面藏有两张关老爷的画像，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时到书场演书．先为他烧香磕头。有一天，我问高斌同志：“人世间有神吗?”高斌说：“如果人世间有神的话，我们还革命做什么。求神仙能打倒蒋介石反动派吗?有人说，神是万能的．求神就可以不受苦，不挨饿。李润杰同志，你在旧社会受过苦：挨过饿，终日东奔西走，神管你什么啦?共产党人是唯物的．是无神论者。人世间的神，都是人们自欺欺人的东西。统治阶级利用迷信来麻醉劳动人民，维护他们的统治。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科学知识．便以神灵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崇拜的偶像。今后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谁也不会再相信神了。”我听了她的话，又回想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越想越觉得她说的有理。回到家里我把小布口袋的两张关老爷画片，拿在于里，划了一棵火柴，嘴里念念有词：“关老爷您从今以后甭跟着我了，快上天找刘备、张飞去吧”——烧了。

一句话的刺激

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支援朝鲜战争，既是爱国主义行动，又是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一九五一年，常、程二烈士的事迹轰动了全国。尤其是对曲艺演员来说教育就更大了，向常、程二烈士学习掀起热潮。我当时感触很深，暗暗地下定决心，只要有机会一定像常、程那样到朝鲜战场上，直接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演唱。
参加慰问团到朝鲜去的大多数都是名角，我的艺术水平还不够高，提高节目质量是最重要的任务。当时我排练的新节目有几段是受观众欢迎的，其中有相声，也有数来宝。我多方面听取意见来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演出水平。可是称赞的意见多，很少能听到批评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常、程二烈士全国巡回报告团到西安来，随报告团的还有一个演出团，其中有侯宝林、孙玉奎等人。为了欢迎报告团，西安市组织了一场欢迎演出。我演的快板《武松打虎》。演出结束后征求他们的意见，侯宝林直言无隐地说：“听你唱的东西，人家心脏病都犯了。”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太大了。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忘。回到家，我翻来覆去地琢磨这句话．我唱《武松打虎》什么地方能使人犯了心脏病呢?温文尔雅不可能犯心脏病，必然是打板声音过强，演唱速度过快，表现人物性格语气嗓门过大，身架动作太多，使人听了吵得慌，闹得慌，才能犯心脏病。我忽然又想起评书恩师段荣华先生讲过的一句话“一爆三响，不是艺术的成熟阶段，得使人听出滋味来，才算说到好处。”我恍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我唱的快板《武松打虎》太爆了，而没有滋味。于是我决心要提高，要改革。后来到一九五三年参加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我的这个决心终于实现了。

奔赴朝鲜战场

在西安待了将近两年之久，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两年，这是接受党的教育改造世界观具有基础意义的两年。感谢西北文联、西北曲协、文化部门对我的培养。到了一九五二年夏季我又回到天津。回天津主要是因为西安市三五反运动开始了，业务受到了一些影响。再说我在西安演出的时间也太长了，另外也因为爱人生了第一个男孩子，日常费用加大了。回天津也许能得到更多一点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回天津的路费还是陈荣启大爷资助的。
我先到北京，后到天津，由耿宝林介绍参加南市连兴书场的相声大会。这时候正赶上组织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组织者是刘鹏、周家桐。我立刻报了名，得到批准，终于实现了我在西安时的愿望。与此同时，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干部王焚同志看了我演出的快板传统节目《诸葛亮押宝》，新节目《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决定吸收我参加即将成立的天津广播曲艺团。征求我的意见。我心里很是高兴，但我已经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啦。王焚说：“回国后就到电台上班不迟。”这样我就随慰问团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了。

日遭三险

赴朝慰问团华北第六分团的团长是张明河同志，他是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代号60l。记得正式代表中有董存瑞的父亲。刘鹏、用家桐负责我们文艺演出队。演出队的节目除了曲艺就是魔术。此外还有电影放映队。我们坐着军用卡车，行驶在胡鲜的山间公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感觉。公路两旁的村庄早已变成废墟。在前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敌机随时都会出现。我们汽车上有拉车长，专门负责对付敌机空袭。敌机来了听他指挥，我心里这种特别的感觉是紧张、害怕吗?不是，要怕就不报名了。现在分析起来。好像是志愿军战士在鼓舞着自己产生了像战士一步一步走向战场与敌人作拼死斗争之前的那严肃、沉着，置生死不顾的忘我精神。
卡车在山里狭窄的公路上飞快行驶，来往的汽车非常频繁、撞车、翻车的事故经常出现。我们的车走到一个山脚拐弯处突然撞车了。站在车前边的人．站立不住猛地住后一砸，都压在我的身上。当时我就昏迷了。同志们把我搭下车来抢救。我醒过来．觉得四肢没有什么伤痛，就说没事。开车吧。车长硬叫我坐在驾驶室里，不坐驾驶室还好，在驾驶室里又遇到一次危险。车正在飞速前进中，信号枪响了。敌机就要出现，车突然急刹车，我没精神准备，身体猛地向前一倒，胸口正碰在挂档的闸把上。如果闸把上没有那个圆球，准得扎进胸膛里去了。疼得我直流汗，我只管咬紧牙没吭声。不大会儿敌机就在我们头上出现了。这时，我们在车长指挥下都躲在路旁山根下的田地里。敌机过去后，我们要吃饭时敌机又来了。有一位朝鲜大娘赶着一条牛走在公路上，敌机开炮打死了牛，伤了那位大娘。子弹掀起来的尘土迷漫天空，我在一个山根掩体里，亲眼看着敌机疯狂扫射的情景，在我的掩体前，留下了一排机关枪弹的痕迹。好险哪!到了驻地，同志们见我精神很好，还用土块往掩体里投着耍，都开玩笑地传开了李润杰日遭三险的故事。
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到达的时刻，正是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也是志愿军英雄倍出的时候。黄继光、蔡金同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国际主义英雄人物。英雄的事迹鼓舞着我们慰问团的每一个人。这次赴朝，给我的教育是深刻的。开始遇到一点危险，心神慌乱一阵，后来敌机在头上盘旋我们照样演出，毫无惧色。一切听从部队指挥员的调动，行动神速，真有点战士的意思了。

快板书的诞生

一九五二年冬季从朝鲜回来，结束了巡回报告活动后，我便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报到。广播曲艺团刚刚建立，人员都还没有到齐，最早只有我和张剑平同志两个人。后来陆续来了马三立、张庆森、郭荣启、朱相臣、王毓宝、小岚云、司马静敏、翟万盛等人。演员、曲种逐渐齐全了，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排练，除完成录音广播任务，又在红旗戏院公演了一次。
这次公演，我开头场，数来宝这个名字这时改为快板书了。海报上也写着快板书演员李润杰。曲种的名字是改了，但我演唱的节目并没有什么变动。我一上场，唱不了多少句，观众有的就活动了，上厕所，吸烟，聊天，演出效果不很理想。为什么我在撂地演出时很受欢迎的节目到了舞台上，观众反映却很冷淡呢?我整天苦思苦想，团领导多方吸取意见，最后下诀心数来宝这种形式必须要改革。要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使传统的曲艺形式推陈出新，才能跟上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如果一味保守而不进行改革，就有被淘汰的危险。目的明确了，怎样改革，必须下功夫动脑筋解决实际问题。经过多次反复的研究探讨，我决定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①开场板和节子板的演奏
②演唱加强口语化
②词句形式结构力求丰富多变
④表演动作形象生动
(关于快板书的艺术特点另有章节论述此处不作详细介绍)
在改革工作中，我从兄弟曲种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尤其从山东快书，评书、相声中借鉴、吸收不少。边改革边实践，在快板书这个“书”字上下功夫，丰富了不少新的书目，很受观众欢迎。到了一九五四年，天津工人文化宫开办了四期快板书学习班，由我任教师，共培养二百多业余快板演员；市群众艺术馆也开办学习班，快板书得到大普及。工厂农村很多地方都可听见清脆的竹板声。没有几年，全国好多省市及部队的艺术团体都有了快板书演员。快板书成了广大观众所喜爱的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它在广大工农兵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最幸福的时刻

从—九五二年开始到一九五六年，三年多的时间我演唱了不下几十段节目。如：《赶穷魔》、《大搬家》、《半夜鸡叫》、《鸡毛信》、《百鸟朝凤》、《老婆子与小金鱼》、《杜拉蒙夫》等等，不少的节目深受广大的观众和听众的欢迎。快板书在不断的排练和多次演出实践中，艺术技巧也日趋丰富和完善。这几年来在电台党组织的领导下，我做了一个快板书演员应当做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一致赞扬。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作为天津文化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与会期间，—天下午四点多种，全体代表乘汽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我的心情又激动又有些紧张，最幸福的时刻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合影。当时我的心情激动万分．感慨万分，在欢呼中．流下了幸福的喜泪。我是一个什么人，一个旧社会在街头要饭的流浪汉，一个被欺压被凌辱的穷苦艺人。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哪会有今天的幸福。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恩情，铭记肺腑永生不忘。回到驻地。我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于是起床，打开台灯．提笔用韵文给天津电台党组织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我此时的激动心情和今后的决心，后来电台把这封信的原稿广播了。我理解到，光荣和幸福不是我一个人的，应为我们天津广大曲艺工作者所共享．它体现了党对我们曲艺事业和曲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