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城的天桥在清末与民国期间曾经是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方之一，有“倾城车马下天桥，多少游人不忆家”之美誉，张恨水的《啼笑姻缘》等小说多有再现。尽管天坛、先农坛、琉璃厂、大栅栏、八大胡同、龙须沟等皆在其左右，但天桥因独特的个性，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平民、贫民、孤儿、败落的荡子或身或心趋之若骛的场所。著名的社会学家李景汉曾把天桥称为“旧式的平民文化宫”，认为它象征了“东方的文化和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认为到天桥和在天桥的人更显露“原形”。①在天桥吸引人的诸多因素中，艺人们精彩纷呈、惊心动魄的表演是最为主要的因素之一，也是天桥最具特色的所在，这些表演在“老北京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依然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对这些表演事项本身已经有不少的文字、图片记载，但对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表演者本身却少有关注。本文在笔者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文献资料，力图再现这些街头艺人学艺本身的生活，展示他们身份(identity)的建构(construction)与获得的过程。

    一个人要取得在天桥撂地卖艺的资格，一般都要经历以下身份的再塑造(reaggregation)和认同的过程：拜师、学艺、摆知出师、异地演出的盘道、绰号的获得等。

拜师仪式

    严格的“仿古”：王学智的收徒仪式  写字(拜师的字据)  拜师的类别

    在天桥习艺的街头艺人中，无论是说唱艺人还是杂技艺人，不论是师传、家传或者区域综合型的，严格地讲，都有明晰的师承关系，且拜师仪式相近。对拜师的强调在于从艺者必须磕头拜师才算有了门户，才能得到同行的承认，出师后无论走到哪儿才敢大胆行艺，否则，会被同行戏称为“没爹的孩子”②、“海青腿儿”，为同行所不齿，排挤你、歧视你，禁止你演出，赶你走。因此，天桥街头艺人的拜师仪式特别隆重，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会邀请尽可能多的人参加拜师仪式。

    拜师仪式对师父而言，有“添丁增口”之喜，也说明师父的能耐；对徒弟而言，他获得了新群体的初步认同；对同行而言，他们又多了一位同伴，这意味着他们所从事的行当的“魅力”，从而增强他们对本行当的信心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1927年4月12日，评书艺人、北京评书研究社社长潘诚立收徒弟李豫鸣，在隆福寺宏升饭庄举行拜师仪式，前来贺喜的有50人之多。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照片，能辨明的说书艺人有高阔轩、陈士和、金杰郦、李万兴、品正三、廷正川、刘云清、连阔如、傅阔增、袁杰英、王杰魁等10多人。

    虽然说书说相声的、变戏法儿的、唱八角鼓的、练把式的属不同行当，但因为在天桥撂地时圆脸、打杵(打钱)均有说口(说辞)，所以在拜师时，各门都要请一位师父参加，这既是天桥街头艺人不同行当之间的群内认同，也是对其表演上的姻缘关系的肯定。从而使拜师仪式这一民俗表演，不仅具有身份认同功能，也具有整合联谊功能。

    以往拜师仪式的具体过程已无记录。但笔者意外获得1999年10月14日，集相声、数来宝、拉洋片于一身的老艺人王学智在他家中举行的收徒仪式的详细情况。仪式中师徒都穿长袍，据王学智和他的忘年交好友张卫东讲，该仪式完全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模式进行的，兹陈述如下：

    拜师前，先在王的客厅靠北墙正中的桌子上摆放好王学智师父高凤山的照片(相当于以往的神码，但既没有穷家门祖师爷范聃的牌位，也没有周庄王的牌位)和供品。供品包括面供和水果，如苹果、橘子、香蕉、葡萄、柿子等，皆取其吉利之意，如“平平安安”“世世有余”等。但一定不能用梨子，梨子只是中秋节时可作为供果，那时也不叫梨而叫“团圆果”。供品摆放随意，对女性也没什么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