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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这山上，盘踞着美李的王牌军，号称是常胜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对快板书《奇袭白虎团》都不会陌生。这部由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梁厚民创作演出的作品在1972年刚刚问世，就风行一时，脍炙人口。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乘机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中国人民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轰炸中国丹东等地，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面临战争威胁。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
崔志刚：“记得我小的时候，对这段快板书十分着迷，那时候，这段快板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收音机里常常播放，我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个菜市场，每个小摊都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到播这个快板的时间，每个收音机都开着，如果去买菜，从菜市场这头走到那头，你能一句不拉地把《奇袭白虎团》听完…… “
《奇袭白虎团》：“哎，大胖子，今天可真够新鲜啊，刚才发了新袖标，听说口令又要换，连长查了两遍岗，排长亲自来代班，我看八成要出事吧，今天站岗有点玄哪啊。嘿嘿，小瘦子，马上就要北进了，查岗代班还新鲜？哎，北进北进又打仗，这仗他妈哪天能打完哪？……”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
7月11日，参加会议的曲艺、杂技界代表与参加会议演出的六十余人，聚会于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曲艺发展前景，并成立了由周扬、赵树理、王尊三、王亚平、连阔如、毕革飞等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22日，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王尊三当选为主任委员；连阔如、赵树理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具有“快板大王”美誉的毕革飞等11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各种说说唱唱的艺术形式，被定名为“曲艺”。
李伯祥：“曲艺这俩字，这种名词原来没有，这是解放名词，原来我们叫杂耍。贬我们，杂耍后来还不够贬，里边有些杂技变魔术的练口技的，踢毽的骑自行车的，包括一些京剧新唱都跑我们这儿来。你说叫什么呢，叫杂耍不合适了，不有一个叫什锦水果糖吗，管我们叫什样杂耍。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文代会，据说老舍先生有功劳，给我们改的曲艺。”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不仅使说唱艺术有了一个崭新的名称——曲艺，也使曾经被视作“下九流”的民间艺人们获得了来自政府的前所未有的尊重。
关学曾：“我从讲习班出来，碰到一警察，那时候那些警察都是旧社会留用的，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文艺工作者。“什么？文艺工作者？你说你是做什么的吧？”我说是唱大鼓的。他就说你说你是唱大鼓的不就得了么，还“文艺工作者”。
他们中的优秀者被尊称为“人民艺术家”，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也是共和国的主人，他们随时准备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一腔热情和全部才艺。
为了慰问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1年1月23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通知》。
此时，身为国家主人翁的曲艺演员们爱国心切，他们不仅积极参加各种抗美援朝的募捐义演，对亲自赴朝慰问也感到义不容辞。
蒋守文：“当时那个艺人的翻身感是非常强烈的，翻身感非常强，对政府所有的号召，没有哪一个艺人不是积极响应的。”
崔琦：“我师父正在王府井凤凰厅演出，但是侯宝林候先生把我师父叫到一边，没人的地方，中央要组织慰问团上朝鲜慰问志愿军，你去不去，我师父旧社会苦屯子里长大的，饱尝黄连知蜜甜，就对有一种共产党朴素的报恩的感情，党说的什么我就听，党让干什么我就去，我师父当时就跟侯宝林先生说，你去也也去，你不去我也去。”
很快，一支86人的曲艺服务大队组建成立，全称是“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主要由北京市的著名曲艺演员与杂技演员组成。政委张富忱，副政委刘大为，大队长是评书演员连阔如，副大队长是相声演员侯宝林、单弦演员曹宝禄。快板演员高凤山、山东快书演员高元钧、琴书演员关学曾、相声演员常宝堃、郭启儒等都在其中。
高学良：“我跟我妈送我父亲（高凤山）去抗美援朝，赴朝慰问，在前门火车站，送我爸爸走，那时候我记忆最清楚的，就是那会儿志愿军穿的衣服都是黄色的棉袄，你知道吧，不是荒废，不是那种绿，就是发图黄色的棉袄，就带着那种毛的帽子，那时候吹奏着那个洋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会好像就是吹着号，我母亲领着我一直送到火车上，那时候所有的像一些老艺人，这个这些人都排到队，上火车，后来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到那儿接，那会儿场面特别那什么。”
1951年3月12日慰问团从北京出发。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曲艺服务大队”的队员们，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穿梭于各个战场，频繁演出，他们以志愿军战士为榜样，克服一切困难，在山坡、坑道、山洞热情为战士们演出，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希望把祖国人民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个志愿军战士身边。
高洪胜：“志愿军吃了很多苦，而且冒了枪林弹雨，对人的感情上来讲，演出他是，常常有，一天演很多场，说起来非常兴奋，你想，他（高元钧）一演，武松的段子，一段都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他能，他曾经演过专场，一个人演专场，那也时时拉着警报，美国人的飞机就来了，轰炸，钻个坑道里，飞机一走，给大家伙演出，他没有他种，就是说，没有那种，害怕也好。”
这是当时的慰问团成员、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和赵佩如合说的相声《新酒令》，这也是常宝堃留给志愿军战士最后的笑声。
常宝堃，满族，1921年4月生于河北张家口。自幼随父亲、著名相声艺人常连安“撂地”卖艺，先是变戏法，后来说相声。不满十岁的常宝堃因口齿伶俐，表情动人，深受人们的喜爱，大家就称他为张家口的名产“蘑菇”，从此，“小蘑菇”就成了常宝堃的艺名。1930年，9岁的常宝堃拜著名相声艺人张寿臣为师，刻苦学艺。1934年，年仅13岁的常宝堃已成为享誉京津一带的相声演员了。
1951年4月23日，常宝堃等人正在“三八线”附近的朝鲜沙里院慰问部队时，遭遇美机轰炸，常宝堃和琴师程树棠不幸牺牲。这一年，常宝堃刚刚30岁，程树棠41岁。
常宝亭：“基本他的任务完成了。要回来的时候，他是飞机扫射，头顶中弹了。”
消息传来，热爱曲艺艺术的人们悲愤难抑。1951年5月15日，天津马场道第一公墓为烈士举行公祭，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专程来津祭悼。首都组织了40多人的文化界代表团，有王亚平、李少春、裘盛戎、袁世海、白凤鸣、新凤霞等艺术家，也赶到天津祭悼。前往公祭和凭吊的各界代表和市民多达三万多人。
常宝堃等烈士的牺牲使全国的曲艺工作者们深受震动和教育，更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
著名的山东快书演员高元钧和常宝堃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当年高元钧从南京初到天津演出，就是常宝堃用友善和热情向天津观众介绍了他。
贾德臣：“那个时候常宝堃在天津可不得了，常宝堃一出场，山崩地裂，就像现在赵本山火，他前头说，现在又来了一个旱地的香瓜，从南京来了一个土帽儿，让天津人听听，土味的曲艺，那时候不叫曲艺，叫玩意，听听玩意儿，高老出来以后，连翻十几个段子下不去。”
朋友的牺牲让高元钧十分悲痛，他决心继承烈士遗志，更加努力地用自己的艺术为志愿军战士服务。1951年，高元钧放弃了优厚的经济收入，在廖承志介绍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先后三次赴朝慰问志愿军战士。
贾德臣：“常宝堃被打死了，他（高元钧）很难过，他和侯老（侯宝林）我也有一张照片，没带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就侯老在这边扶常宝堃，他在那边扶着，就哭，哭得很厉害，我们替你都行了。”
在朝鲜战场，除了繁忙的慰问演出，高元钧还不断收集素材，编创新的作品，根据战地情况改良表演形式，不断地说新唱新。
孙振业：“高老在这方面用了脑子，和一些学者研究就说新唱新，说新唱新最有代表性的时期就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写了《一车高粱米》王桂山刘学智他们创作了《一车高粱米》高老进行了加工，进行了二度创作。就把《一车高林米》就唱响了全国。现在你就是60岁以上的，没有不知道《一车高粱米》的。现在50岁以下的恐怕没听过，《一车高薪米》开头怎么唱的。腊月十二半夜多，从正北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卡车原来是美国货，现如今已经归属咱们中国，开车的只有人两个，司机同志人姓郭，他的名字郭云山，助手姓张叫永和。”
孙振业：“非常熟的一段快书，就反映了志愿军开着一车卡车，拉了一车高粱米就往前线送，结果半夜里天黑，和敌人汽车撞上了，敌人的汽车拉的是美国鬼子，这两个司机非常机智的一车高粱米这个车不要了，开着敌人这拉着美国鬼的这个汽车开回了营了，抓了一车俘虏，当中有很多小笑话，很多的口子，这个节目现在非常好。有一车高粱米的唱响，山东快书说新唱新也取得了胜利。”
刘学智， 天津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曲艺队指导员，一直从事山东快书创作。抗美援朝期间，他和王桂山合作创作了山东快书《一车高梁米》，后经高元钧的表演加工后，广为流传。刘学智也从此和高元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学智：“广播科负责同志叫佐亭跟我说，总政也有说山东快书的，叫高元钧，你也可以找他学一学吗，我说太好了，我就苦于没地方去学习，后来我打听了地点，就到了总政文工团，这18条，新街口大七条在那住，我就去了，去了高老一看，知道我这个什么，特热情接待我。我现在正唱着你的节目呢，正学呢，这是1952年1月8号，我见的他，见的高元钧，到他家好一个招待，挺热情的。”
高洪胜：“《一车高粱米》、《抓俘虏》，都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非常好，然后回到朝鲜前线上，一演出，战士们非常受欢迎，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多的作用，然后部队呢，首长非常重视这件事，然后就命令各个志愿军部队要派人来学习，都要学些山东快书来演出，用文艺的这种形式来鼓舞斗志，来反映当时的战斗生活。”
随着《一车高粱米》等作品的流行，山东快书在部队成了最受欢迎的曲艺形式之一，高元钧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培训辅导的职责，和刘学智等人一起，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曲艺人才，就这样山东快书一下子唱遍了全国。
“小蘑菇”常宝堃等人的英雄事迹也激励了全国一大批曲艺艺人，他们纷纷报名前往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战士，去接受血与火的严酷考验。
赵连甲：“我们那时候才十六七岁的小孩，有一种火气，小阳刚，当时出殡，给他（小蘑菇）出殡的时候，就写血书啊，写名字啊，抗美援朝，要为常、程二烈士复仇，打倒美帝国主义，我就这么走的，但是人家不要啊，您年龄也好，不要，就参加工作，我们那时候叫参加工作了，还有说叫参加革命了，就是由一个民间艺人走向团体了。”
和常宝堃同为天津人的著名快板书演员李润杰也积极报名，并在1952年参加了第二批赴朝慰问团。
李少杰：“我父亲去慰问志愿军战士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亲身经历。他正在慰问在山坡上头，山坡上周围都拿子弹箱炮弹箱里边填上土，围了多半个掩体。演员就站在掩体这儿，为了保护演员人家志愿军战士垒了一人多高的墙子拿那个箱子，半圆的那么一个，人在这儿唱，志愿军战士在前边看，时不常的炮弹就过来了，时不常就过来了，有时飞机来了扫射。有时飞机来轰炸，美国的飞机来了。就在这儿冒枪林弹雨情况下，我父亲跟他们演出。志愿军站在那儿看，有时候是多的时候几十人，少的时候一个人，我父亲都演。”
孟然：“朝鲜演出当时他（李润杰）唱的时候是基本上唱的长征。唱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个大节目，有二百多集，你演出的时候就得20多分钟，这个时候你唱半截，当时炮弹来了，或者袭击来了，当时就战士也动，所以演员也不动，就在台上那么唱。这就是冒着生死，不顾个人安慰，当时已经，战士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本身也受到教育，受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也听到很多战士的英雄事迹，当时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像邱少云，黄继光这些，给他们受到很大爱国主义的教育。”
而此时，四川金钱板著名演员邹忠新正在重庆红极一时。在建国后短短的两年内，金钱板与数来宝、山东快书等快板艺术一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成就最大的就是邹忠新。
1951年，邹忠新28岁。凭着勤学苦练和认真钻研，专心致志学习和发展金钱板艺术。解放初期，凡有他的演出，四川地区总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一段《武松打虎》更让他赢得了无数忠实的观众。
邹忠新：“51年唱武松打虎，唱了下来，我们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一些人还观众都退场后，他们还站在下面鼓掌。因为当时不能上台接见，没有这个规定，你懂了吗。51年我唱那个打虎，邓小平等人，很多首长等等等等还姑且不说那些部长这下面简直是热烈得很，后来我谢了幕下来我就红了。”
（邹忠新金钱板《武松》片断）
说刚强来表刚强，刚强要算武二郎……
因为邹忠新的金钱板深受四川人的喜爱，于是，在1952年中央组建第二次赴朝慰问团的时候，四川省文化厅的领导就想到了动员他去朝鲜。
邹忠新：“52年，是我们江大熊副局长，后来才是，原来就是川西文联，党总支书记。他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通知。西南有一个文化部，有一个军政委员会通知西南文化部，然后通知我们川县连，点了我名叫邹忠新。”
作为一个艺人，邹忠新虽然也曾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风大雨的场面，然而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却是生平第一次经历，邹忠新不时地暗暗给自己鼓劲儿。
邹忠新：“我说邹忠新，你要是怕死你就是王八蛋。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就涌过来了，哪里我都不怕了，随便你做什么，既来之则安之，一切交给领导，领导安排，就这样子。所以说起不怕死，那是王八蛋说的，都怕，心头比谁都怕，谁又碰见过这些呢。”
到了朝鲜，邹忠新被分配去慰问志愿军第三兵团，因为这里来自西南的战士比较多。那时成渝铁路刚刚修通，邹忠新马上把这一新闻编成金钱板作品《火车开到川西坝》，通过演出给前线的战士带去家乡的消息。
（金钱板《火车开到川西坝》片断）
52年7月1号，是我们共产党31周年，成渝铁路通车就是在今天，双喜临门喜不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不喜欢，大家听我来唱一段，首先把我们成渝铁路的简单历史表一番，满清末年就把铁路来办，想巩固他们的垂死政权。成渝路是我们川汉铁路其中的一段。四川人身上首先出钱，为铁路老百姓出过公款。为铁路老百姓上税纳捐，…
随着和志愿军战士的深入接触，尤其是在部队听了英雄人物的报告，邹忠新逐渐战胜了内心的恐惧，那些四川兵们听到邹忠新亲切的乡音和脍炙人口的金钱板，感到十分亲切，常常要在演出结束后紧紧地拥抱他，并把他抬起来高高抛起，表达他们内心的喜爱和热情。
在这里，邹忠新遇见了他一生难忘的黄继光。
邹忠新：“黄继光他就听过我的金钱板。他看着我就好喜欢，爱国主义就是爱家乡开始。懂了没有？一个人连家乡都不爱的人，那个爱国主义是骗人的，我不相信。这是我的经验，第一个。所以我到了朝鲜，我就是这样的，黄继光这些，跟我见面以后，我们说点家乡话，我们唱到金钱板，他们就说的我们今天舒服了，吃了回锅肉了。我说什么回锅肉，他说金钱板就是回锅肉。你看吧，他们就有这么舒服，在朝鲜三兵团唱金钱板的多的很。没有竹子，就把炮弹箱子给划了。就拿来打个节奏就是了，多得很，唱金钱板的多得夭不了台。”
然而邹忠新很快就领略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就在他离开黄继光所在的第三兵团几天后，他就听到了黄继光英勇牺牲的噩耗，这让他感到悲痛不已。
邹忠新：“刚刚一到十二军就听说黄继光牺牲了，就在那儿开追悼会，我们都在追悼会上落泪。我们当时那个心情只有一句话说完，就是他是为我们光荣牺牲，只有这么一个概念。后来我们的军团首长又报告了一句，说了一句，就是在生学习黄家户，必要时学习黄继光。为什么要学习黄家富呢，因为他一晚上爆破了七次都成功了的，而且他连花都没有刮到。你说这个凶不凶，所以在生要学习黄家富，不要的时候就要学习黄继光去把敌人的机枪给包住。对不对？”
黄继光把祖国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感动了邹忠新，他更加热情地在军营、战壕演唱金钱板，在朝鲜战场整整演出六个月，由于表现极为突出，邹忠新获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颁发的二等功臣军功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前夕，在志愿军总部杨勇将军鼓励下，根据金城战役中志愿军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的英雄事迹，志愿军京剧团创作、演出了京剧《奇袭白虎团》。而自学成才的梁厚民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同名山东快书，很快便流传全国。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已成往事，然而，这一段历史却记录了曲艺工作者对新中国的热爱，而他们又用自己的经典作品，为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集体记忆。
（快板书《奇袭白虎团》）
“白虎团长一看事不好，撒腿就往门外窜，严排长刷的一下跟出去，在这时候，那伪团部里吱哇乱叫成猪圈了，什么美国顾问胡高参，吓得就往桌下钻，一下把桌子给顶翻了，连汤带菜扣一脸，烫得嗷嗷乱叫唤，在这时候我们大部队开始总攻击，白虎团全部进了包围圈，尖刀班配合大部队，干净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奇袭白虎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