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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郭德纲扮劫匪说河南话遭声讨看地域歧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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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6 22:14:16
南方日报
田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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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本山的贺岁片《落叶归根》中，“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扮演了一个肥头大耳的马路劫匪，且用并不标准的河南话说了一段台词。这段情节博得了观众的笑声，但是，一篇由河南籍网友发的题为“郭德纲扮劫匪说河南话严重侮辱河南人的形象”的帖子，提出要对郭严正声讨。该帖引来了大量跟帖，不少网友声称，对影片中的这一情节非常反感，认为带有强烈的地域歧视。
单凭几句简单的河南话就得出如此结论，可能有些“上纲上线”了。不过，翻开我们的历史看看，地域歧视的观念确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尤其“南人”与“北人”的界限，划得相当清楚，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北宋寇准当年参与科举录取，总要跟同僚力争；每一如愿，则喜滋滋地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这就是说，寇准争的是尽量录取“北人”，他掌握着一条“籍贯”的原则。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宋太祖以开国功臣皆“北人”，还刻石禁中，相对于立了条家规：“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太宗赵光义显然遵从了皇帝哥哥的教导；真宗的时候“始用闽人”，但邵伯温补充一句“其刻不存矣”，不知道是不是在说因为碑没了，真宗才敢这么大胆。到英宗打破这一禁令时，有大臣马上下了结论：“天下自此多事矣。”这么说的理由非常荒谬，概其人认为“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他举例说比如杜鹃吧，洛阳原本没有这种鸟，现在不仅有了，而且自南面飞来，说明“南方地气至矣”。不用说，这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南人”的心态在作怪。英宗认为“北人文雅不及南人”，但北人“质直雄威，缓急当得力”，于是，掌管铨选、又“性不喜南士”的王翱，抓住这句“最高指示”，“益多引北人”。
这种状况直到明朝也没有改变。顾炎武有个评价：“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不偏不倚，对“北人”与“南人”的劣性一面，嘴下毫不留情。想来亭林先生一定是心有所指吧，他所概括的也许是他自己平日接触的“北人”和“南人”，虽无私心，却未必不是以偏概全。但这种私底下的品评无关宏旨，用之于国家的政策落实，就要贻害不浅了。《明史》卷一三七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有个案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偕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开榜的时候，浙江“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因为榜上没有一个“北人”，被落选考生指责身为“南人”的主考官“私其乡”所导致，不公平。朱元璋“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于是大怒，不仅“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还“亲赐策问，更擢六十一人”。这回走了另一个极端，录取者“皆北人”，一个“南人”也没有。以致后人讥讽这年科举有“南北榜”。当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复查的张信他们“故以陋卷呈”，专挑差的往上送，刘三吾等“实属之”，并不存在故意，碰巧了都是“南人”而已。然“南北榜”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南”“北”的相互成见之深，哪怕偶然的巧合也可能酿成严重事件。不知道与这件事是否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洪熙元年(1425年)科举开始实行分卷制度，仁宗皇帝命杨士奇等定会试南、北卷，规定取士之额，比例为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赵翼《陔馀丛考》云：傅维麟《明书》谓宣德中上尝论科举须兼南、北士，但北人学问不及南人。这就是南人录取比例稍高的缘故吧。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出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
《明史》卷三百六另载，阉党焦芳亦“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完全是因地废人。他还写过一篇《南人不可为相图》呈送刘瑾，作为理论上的依据。在对地域歧视问题的认识上，倒是清朝的雍正皇帝比较明白，别看他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残暴无比。萧《永宪录》载，雍正有一天晓谕群臣：“如江、浙则诋山、陕为蠢，山、陕更诋江、浙为柔靡”，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若山、陕之人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推重山、陕之武，则文武并济，各效所长，岂不美哉！”
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德国的拉采尔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对这个理论历来褒贬不一，但是不同的地域繁衍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却是不能否认的。这些文化都有值得骄傲自豪的一面，也都有需要反思内省的一面。倘若像历史上那样一味地就要地域歧视，本身是极其可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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