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之所以对郭德纲如此厚爱，完全是出于对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的厚爱，相声在最近20年间的表现的确让许许多多喜爱这门艺术的人失望、厌恶。而郭德纲只不过是亲手擦去了蒙在相声上面的灰尘，重新恢复了相声原貌，让喜爱相声的人又找回了相声带给人的亲切感。在这一点，人们是感谢郭德纲的。

    采访郭德纲，话题是从他那个《论相声50年之现状》开始的。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破坏行规的段子时，郭德纲深深地长叹一声：“唉——”这一声叹息，叹出了他的无奈、愤怒、失望，声音显得那么沉重。

    郭德纲自小就喜欢相声，说了10多年相声，把基本功打得很扎实，而且他不仅能说相声，评书、戏曲等旁通的曲艺形式他都能拿得起来。在天津，他就像一个远离尘世习武练功的青年，在把自己练得差不多之后，感觉自己该出山了。1988年，郭德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当时他在全总文工团。但由于冻结人事关系调动，只好又回到天津。回到天津后，他左思右想，如果在天津呆着，娶妻生子，也能活一辈子。但转念一想，不行。“可是到老了就会后悔，80岁了，带着孙子，看着电视，你瞧见里面这个说相声的了吗？当初还不如你爷爷呢。孩子会问我，你早干嘛去了。所以为了活一辈子不后悔，哪怕磕个头破血流也要再来一次北京。当时也想，要是自己不行会怎么办？我想我会说相声、说评书、写东西、唱大鼓、唱戏，能会七八十出，有这些我死不了。”

于是，郭德纲再次到北京。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步就迈进了艰辛，“到北京之后四处碰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谁会无故接纳你呢，这个圈儿本身就是名利场是非地”。

    郭德纲回忆道：“正好蒲黄榆那地方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俩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不唱，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带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也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往回走。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上面走车，底下漆黑一片，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30厘米宽。站在桥上往下看，应了那句话了：残星点点，斜月高悬，眼泪哗哗的。那会儿真是坚持不住了。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要成功。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我说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郭德纲的这段忆苦思甜的故事跟很多人讲过，就是这段艰苦生活，彻底打碎了他一鸣惊人的梦想。“当时进北京的时候是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我也想当大腕儿，我也想一场挣多少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为此，他当时还写了一首诗：“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郭德纲发现，想成腕儿不是说你苦练几年就有人认你的。当他逐步接近相声这个圈子的时候，才发现，很多说相声的人跟他并不一样，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相声传统，在今天已经变了味道。让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天天练基本功，底子打得那么好，却没有人认可;而那些喜欢钻营的，连20个段子都说不出来的人却能大行其道？他不平衡，凭什么会这样？当他清醒过来，才一点点看出相声界的怪现状。看清了这些，他就不想成腕儿了。但他不能容忍别人糟蹋他喜欢的这门艺术。

    如果了解了郭德纲的经历，大概就不难明白他为什么会向那些假冒伪劣相声开炮了。“唉，怪就怪在相声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表演形式，但是不光别人开不了心，它自己就很尴尬。”郭德纲说，“人必须要混，演员嘛，干什么吆喝什么。演员要爱这行，看你拿相声当什么，相声对有些人来说是游戏，对有些人来说是工作，对有些人来说是手艺，对我来说就是命。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为它付出了很多。所以说这么多年过来，到现在，无一日能离开相声，太爱这行了。人需要敬业，爱这个，才能把它搞好。而且还不能急功近利，它是慢工出巧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