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侯先生住德内大街麻花胡同电台宿舍，后又搬到龙头井南钱串胡同，都离我家很近，我们两家人常有来往，我更有幸与侯老师结下忘年之交。那时我三天两头儿去侯先生家，一是帮他看看稿子，更重要的是跟先生学相声。说是“学”，但不是听侯大师上课，而是耳濡目染，全凭记问。有时武生泰斗王金璐先生、漫画家方成先生来访，他们在一起谈艺术、聊轶事，我在一边旁听，每次都有收益。

    大约是在1978年前后，侯先生收到一封信，鼓鼓囊囊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并没有具体地址，只写着：中国北京相声大师侯宝林收。寄信人是南方一个偏远小镇的青年农民，姓吴。大信封里装的是他写的十五篇相声。“精神可嘉呀！”大师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叮嘱我要认真把这些稿子看一遍，并且一定要给这个年轻人回信。我把稿子拿回家去看了三天，发现作者尽管热情极高，但文字基础却很差，完全不知道怎样组织“包袱”，更谈不上什么创作技巧。我把情况跟侯老师说了，没什么可取的东西，一段儿也不能用，我看就甭给他回信了。侯老师说：不能这样。你想想，十五段相声啊，就算一个“包袱”都没有，通通都是对话，作者也经过了选题、构思，至少这十五段内容都不一样吧？每段儿还都挺长，尽管有不少错别字，但字写得并不潦草，这说明人家下了相当大的工夫，这不定几宿没睡觉哪！一定要回信，一是感谢他对相声的热爱和执着；二是鼓励他，希望他能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我按照大师的意思给这个青年相声爱好者写了一封回信，侯老师看了一遍说：“挺好，我来签名。”说罢提笔，在信的末尾流畅地写下“侯宝林”三个字。

    大凡前辈长者，都喜欢好学的年轻人，每当我有不懂、不会、不明白的东西向侯老师请教时，大师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有一次说起相声的“包袱”，大师忽然问我：你说，什么是“包袱”？我信口回答：“包袱”不就是笑料吗？侯先生微微一笑，摇头说：不完全对。“包袱”可以产生笑料，而笑料不一定都是“包袱”。比方说，外国电影里有这类镜头，餐厅服务生托着一盘子奶油蛋糕，一下子扣在了客人脑袋上，观众哄堂大笑，但这不是“包袱”；相声演员在台上来个“掉凳儿”（从椅子上掉下），这也不是“包袱”。“包袱”得经过作者和演员的刻意组织，运用“三翻四抖”、“误会巧合”、“先褒后贬”、“违反常规”等各种技巧、手法制造出来。那一次，侯老师还信手拈来地给我举了一些例子，使我茅塞顿开。

    在与侯宝林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曾合作写了《学习简化字》和《技术比赛》两段相声。说是合作，实际上是我向侯老师学习创作，也可以说是侯老师教我写相声。在创作《学习简化字》时，说到仓颉造字，我就按传统手法写了“谁见过仓颉？哪位跟仓颉一块儿吃过饭？洗过澡？”这样的句子，侯老师一看，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在写《技术比赛》时，我想了一个“老太太长胡子”的“包袱”，侯老师又摇头给否了。老师认真地对我说：“这样的‘包袱’，一是旧，二是俗，有多少要删多少。”我争辩说：要照您这么删，那可就剩不下什么‘包袱’了。侯老师说：“对‘包袱’，我一贯是宁缺勿俗，一定要把好质量、品位这道关。”在侯老师的悉心启发、指导下，这两段相声都获得了成功。值得一提的是，侯宝林先生一生说过一百多段相声，其中新相声也有几十段，而《技术比赛》则是侯先生生前公演的最后一段新相声。

    在侯宝林先生诞辰85周年之际，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等单位专门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我也借此机会，恭敬地写下这篇小文，以缅怀和纪念这位卓越超群的相声艺术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