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相声界，侯宝林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将传统的相声段子加以整理，剔除其庸俗、低级的成份，赋予其文化的、民俗的内容。使原来在天桥撂地表演的艺术，堂而皇之地步入艺术的殿堂。侯宝林之后，就是马季。马季用传统的艺术手法，将新的时代反映出来，使其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而姜昆的相声则不然，尤其是他和梁左创作的相声，有一种空灵感。一种既非现实，又非虚幻，既不是我，又是我的感觉。梁左的作品没有停留在单纯地描摹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它的情节是作者完全靠想象编造出来的，但观（听）众在欣赏时又的确能从段子中捕捉到生活的影子，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的角色身上感悟到自己身上也存在的自嘲、自惭、自喜、自悲、自危等多种心态。例如《虎口遐想》，一个大活人掉进狮虎山，这样的事情生活中绝无仅有，听上去也挺荒唐，然而，他却能“遐想”。当事者在老虎身边想到的“自打谈恋爱起，丈母娘就不用雇保姆，”以及看台上围观者只有七嘴八舌地安慰掉进虎口的小伙子或是不断地喊口号，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行动起来。这样的事例，不是也能引起观（听）众们的“遐想”吗？

　　像《着急》中的“老急”，出门着急，上班着急，回家还着急。他着急的出发点，是在下意识中有一种对环境的危机、畏惧感。而《是我不是我》中的小青年，因害怕警察而将自己妄想谋害领导的意识和盘托出，表现了他对威权的畏惧心态。虽然梁左笔下的人物都是普通老白姓，但他们表现出的情绪，却是各个阶层的人们所共有的。梁左的高明之处，是他的相声不只停留在讽刺阶段，它已深入到人的内心，去窥探人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也高层建瓴地、清晰地揭示出我们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环境氛围，使人感到岌岌可危。这在《着急》、《特大新闻》、《虎口遐想》、《是我不是我》中，我们都能略见一斑。

　　梁左说，他是用写小说的方式写相声的。是的，他创作的相声借鉴了小说，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用根本不存在的童话般的臆想，传递出人人都能理解的思想和感悟到的情绪，比如《特大新闻》中天安门改自由市场的事情生活中不可能出现，而《是我不是我》中小青年的剖白也不可能发生，但它们表现出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对环境的恐惧，有一定代表性。梁左的相声基本上都是荒诞的，《虎口遐想》是这样的，《特大新闻》、《是我不是我》也是这样，荒诞的结构，荒诞的事情，荒诞的人物，却有着真实的细节，真实的心理，真实的愤世嫉俗语言。仅这方面，梁左的作品就脱出了一般相声的窠臼。

　　也许是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梁左的作品可以当作一部成人童话来欣赏。他的作品不能说是纯讽刺，更不是纯颂扬，而是颂扬中略有几分无奈﹔幽默中带有几分苦涩，讽刺中不乏几分怜悯。他们像一幅幅漫画，将人生的丰富、无奈等用五彩的色块拼凑出来，充满了象征意义，令人回味，咀嚼不巳。

　　同时，梁左的相声一反传统相声“散点透视”、“紧敲慢打”的手法，将人物、情节、时间相对集中。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主要人物，一个中心事件，像《电梯奇遇》《虎口遐想》《特大新闻》等。在这几个段子中，人物性格随着事件展开而体现，随着事件的高潮的到来而充分体现，这种方式，既有较强的戏剧性，又适合舞台表演。当然，在笑料的运用上，梁左还是借鉴了传统相声三翻四抖的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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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梁左的相声，从纯技巧的角度来说，同传统相声相去甚远。的确，他的作品很少用传统相声中的“贯口”等技巧，甲乙双方逗哏、捧哏的方式也同传统相声有区别，它引进戏剧性因素，凭借人物性格的喜剧性以及幽默、俏皮的语言，引发观（听）众的联想，产生笑料。就拿他的代表作之一《特大新闻》来说，这个段子在结构上就编织了一个大悬念：“听说国家出大事了！”可国家出了什幺大事呢，作者先不将它说出来，而是话头一转，谈起了什么改革，什么首长的闲篇。但是，当把大事（包袱）真说出来（就是天安门改自由市场的大事），人们的心又被悬念提了起来：天安门改自由市场了？这新闻是从哪儿传出的？人们会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更深入地听下去，恰在这时，作者又及时打住，谈起了他想象中天安门改自由市场后是个什幺样子，人们的疑问还没有打开，新的笑料、新的内容又将人们的问号延伸了下去，人们在大笑之余，就更迫切地想知道天安门广场是否其改成自由市场？当段子该结束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传出这个新闻的是一个找不到摊位卖东西的小贩。这种层层递进似的结构，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左的作品在结构上也吸收了喜剧小品的许多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