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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也是我的业余爱好,“说相声”我是半路出家。这要追溯到进“苦干剧团”以后,到“文华影片公司”拍电影这段时期。我和石挥同台演出,同在一个摄影棚拍戏。除了向他学到了许多表演艺术上的要领外,还跟他学会了说相声。那个时期,人们参加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活动甚为流行,演员则是被邀请参加最受欢迎的客人。联欢活动,是吃自助餐,喝鸡尾酒,跳交谊舞,也有三五成群一起叙谈,下棋,打扑克等,从晚上一直玩到天亮。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大家起哄请演员表演节目。石挥、蓝马、韩非、我等人是晚会上洋相最多,最逗人乐的“活宝”。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石挥总是说“单口”相声。有一次石挥突然在临上台以前对我说:“走!咱俩一块上场!”一下子把我给懵住了:“上场说什么呀?我可没说过相声呀!”石挥不由分说,拉着我“上场”了。因为他对我早有了解,相信我这个“小老弟”上场不会发慌。果然上台以后,石挥有“来言”,我就有“去语”,两个人即兴发挥,逗得满场观众前俯后仰,捧腹不已!从此石挥和我就成了上海影剧界的一对“相声搭档”了。
解放后,石挥成为正式电影导演,工作比较忙,工作量也大,表演相声的时间就少了。可我却对相声恋恋不舍了,于是就另找对象。第一个跟我“捧哏”(下手)的是译制片厂著名老演员邱岳峰,我们两人合作得十分默契,并一起创作了《关公打电话》(已发表)等好几个相声段子。我俩演出的相声,五十年代时期在上海颇有影响。我被受聘于静安区“医工之家”业余相声小组任指导,频繁演出于各区文化宫、体育馆及剧场。六十年代起是于飞跟我“捧哏”,两人合作得也很对路,很长时期,一起演出。1961年我创作的相声《化妆、火葬》还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上海市委陈丕显等领导同志演出过。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当时在场的赵丹、黄宗英、张瑞芳、秦怡等同志对我说:“真不简单,你把总理都逗乐了!”赵丹还说:“你的相声可称是‘南程北侯!’”赵丹对我的赞誉并不是故意捧场。我的相声还真得到过侯宝林的赏识呢?有一次侯宝林路经上海,没有见到我(我因拍外景,不在上海),还特意请乔奇转告说:“你见到程之跟他说,他如果在我们相声界‘玩艺儿’也是上乘的。请代我向他问好。”乔奇和我非常好,语重心长地补充说:“这是侯宝林的原话,我如实地向你转达了……!”我在福州拍电视剧《西游记》时,正好青年相声演员侯跃文也在福州拍外景,他还特意来看我,一见面就说:“叔叔,我爸爸要我向你问好!”并说:“我父亲(侯宝林)在电视里看到你表演相声时,总要对我说,人家是电影演员,相声说得这么好,你好好坐下看看,学习,学习。”我听了侯宝林对我如此褒奖,反而感到战战兢兢,觉得受之有愧呀!
自1977年至今,十余年来我除了拍电影电视剧,为美术片配音配唱,为国产片配音,导演和演出话剧,业余演唱京剧以外,我的相声演出从上海走向了全国各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山东、河南、河北,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还到了相声发源地天津和北京等地演出。还有一些省市虽然没有去,但我在“双奖”大会、电视“金鹰奖”发奖大会、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以及其它庆祝大会的演出录像,和在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多次春节,国庆节、少儿节目文艺节目中录制的相声段子,都在全国各地的电视节目中演播过。我的第三位搭档是上影厂老演员曹铎,我们俩的合作,在广州被称为“最佳拍档”。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还为我俩及陈述、叶惠贤录制了“相声集”录音带,在全国发行。
我虽然已在全国许多省市演出相声无数次,所演相声段子都比较熟练,但我每到一地,在演出之前,还是要郑重考虑相声段子的内容,是否符合当地观众的“口味”?观众是否接受?“处处都要从观众角度出发”,“演出要为观众着想”。这是我演出的前提。因此我首先着重在“语言”上下功夫,每到一地,头一天就急于找当地人聊天,学习当地方言的语汇特点。我能学说方言,除了已经掌握的自己家乡湖南话、北京话、上海话以外,我还能说湖北话、苏州话、宁波话以及用于一般对话的四川话、苏北话、山东话、绍兴话等等。虽对广东话、福建话以及还有许多省市的方言并不熟悉,但只要到那个地区,一二天之内,我就能把需要在舞台上说的那几句当地方言,基本准确地学会它,并且能“学”得使台下全体观众鼓掌认可。我还能用各地方言唱戏和歌曲,用宁波话唱京剧,苏北话唱评弹,广东话唱外国《草帽歌》。相声《方言杂谈》段子内,就用了十个地方方言来说。跟我搭档说相声的如于飞、曹铎等,我们也都合作表演无数次,段子都很熟练,可每到一地演出前,我们还是要从头到尾一遍又遍地对词,排练,想出新点子,提出新要求。一句话接早了或是接晚了,节奏太快或太慢,一个字的逻辑重音不准确,我都要帮他们纠正,不到完全正确不罢休。每次首场演出之前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唯恐观众冷场,不欢迎。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演出,我总要准备得充分又充分,一出场就全力以赴,以收到满意的观众效果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