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先生们的“找乐子”都是充满情感的，还不只是苦中作乐、乐以解忧的一种消极解脱，也还包括自己对那个时代尴尬窘境的积极超越和奋力抗争。而这正是市民意识的思想光华。咱不讥刺挖苦别人而只嘲笑自我行了吧？讽刺到了自嘲的程度就成了“软 幽默”，它是中华文化温柔敦厚——“中和”思想的产物。于是，老先生们就在“找乐子”中匍匐生活、面对现实、表达情感、塑造形象。不是指斥现状横挑鼻子竖挑眼，而是内敛锋芒把它化成蕴藉甚至模糊的一种心态，折射着对事态的倾向和态度。于是“我”就渐渐集约成了如马三立“马叫官儿”、“马洗澡”、“马大学问”等等不同类型或典型的人物。也同时以形象深化情感进入生活底里产生如张寿臣《化蜡扦》、《小神仙》，侯宝林《改行》、《关公战秦琼》那许多具有文学价值的经典作品， 相声才因了它们而走进艺术殿堂。

　　“纯娱乐”正在把相声往沟里带，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欢喜虫”的媚俗段子已经令人厌烦了，再加上招来许多“笑托”一旁帮衬，更是无法容忍。审美的笑是有是非美丑善恶区别的，“喜剧性”就是在丑中显美、化丑为美。相声既然是我们民族民间一种喜剧性形式，难道它不应该担负起“清道夫”的作用吗？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曲折，不少国人的道德水准几乎到了“集体无意识”的状态，难道不需要用温和的笑的涤剂荡除历史的污浊，进行深刻的民族内省？讽刺永远是相声的生命，喜剧的力量来自其现实主义传统。当然，我们应该正本清源，廓清讽刺“婉而多讽”的心性，而不把它看作曾经被“阶级斗争”扭曲了的“掀掉宴席、撕毁花环、踏破偶像”，当作“匕首、投枪”——“大批判”的武器。可喜的是：如今相声的 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和正在复归，使这一形式由“地表”接上了“地气”，更多的爱好者已然认识到：必须首先复归传统而后才能与时俱进，否则相声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早晚会一头栽下去。这是郭德纲们的功劳也是他们任重道远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