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琨看见过侯宝林被请到中南海为毛泽东说相声。马季、刘宝瑞、马三立也被请去过，但侯宝林是被请最多的，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更欣赏侯宝林。

　　侯宝林被请到中南海说相声大多是在周末，相声表演穿插在舞会当中，中国广播文工团的歌唱演员曾经被邀请过。从1950年到1965年，这样的经历经常有。侯宝林有相当一部分段子就是在这个期间录下来的，那是侯宝林的鼎盛时期。

　　马季也是被请的演员之一，作为侯宝林最欣赏的徒弟，马季对侯宝林的追随一直到1966年以前。薛宝琨看见过这种追随，也看到过追随的终止。

　　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摔死的时候，薛宝琨和侯宝林坐在田间干活，其时他们正经历着人生最晦暗的时期，他们分别被打成“反动权威”和“右派分子”下放到京郊的农村劳动。

　　在1966年以前，薛宝琨跟侯宝林的相处是彼此礼貌客气，互相尊重。1966年以后，两人一块儿倒了霉，一块儿下干校，就成了患难之交，可以无话不谈。并没有人传达林彪事件，但是薛宝琨跟侯宝林说你可能要回去了，你回去得肯定比我早。

　　侯宝林不信。薛宝琨说：“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看我灵验不灵验。”

　　此后不到一星期，侯宝林就被宣布允许回家探亲，回去以后就再没有返回乡间劳动。

　　一年以后，薛宝琨也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岗位。

　　2006年12月28日，记者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学院专访薛宝琨教授。

　　马三立是惟一有文化的

　　记 者：马季之后，相声的大师时代被终结，您经历过相声的侯宝林时代，马三立时代和马季时代，您怎么界定“相声大师”？

　　薛宝琨：大师，我的理解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峰巅，能挽狂澜于既倒，领一代之先锋，这样才可以作为大师，具备大师的条件应该有几条：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媒体炒作起来的，不是一时的社会潮流推举的；还有就是他要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们不必急着确定谁是大师，任何的大师都是要经历史和时间的积淀。

　　记 者：按照您这个标准，谁能领受相声界大师的桂冠？

　　薛宝琨：我心目中的大师就四位，张寿臣、刘宝瑞、侯宝林、马三立。张寿臣建国以前就是大师，传统的单口相声经张寿臣之手，达到经典的程度。单口相声可以进入世界文学艺术之林，它延续或者承继了清代的话本小说这一脉，同时又具有喜剧的元素。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画蜡圈》是民国时代社会众生相的写照。刘宝瑞是张寿臣的徒弟，他写传奇故事，写历史往事，从笔记小说汲取养分，用相声讽刺贪官污吏，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官场斗》活画出那个时代的民俗和民风。第三位是侯宝林，他是雅的代表，侯宝林也说了很多传统相声，但是他的新相声更具时代感，他力挽狂澜，使相声起死回生，从低潮走向复兴，从地摊登上大雅之堂。第四位是马三立，他是传统相声的代表，马三立把相声做到大俗的程度，因为他长期在底层生活，对底层民众熟悉。马三立是相声这个门派里惟一有文化的，他是文哏的代表，他的外祖父是文哏的创始人，他本来是应该沿着文哏去讲的，文哏就是讲文字语言游戏，“掉书袋”，但是因为他太熟悉底层生活，改变了他的路径，所以一俗到底，大俗入雅。他的作品如《马大官人》、《马善人》、《马教官》，都是以马三立的眼睛观察生活，对人性的刻画深入逼真。

　　记 者：马季呢？您为什么不举马季？

　　薛宝琨：马季我没有考虑，我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我认定侯宝林是大师，是在他去世10年以后。我眼中的大师跟相声观众眼里的大师不一样，观众称之为大师，更多地是感情。马季去世以后，媒体一致称他为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就要符合我说的标准。我是先有标尺，后量人，不是先有人才定标尺。马季相声的优长是歌颂新生活，他对新生活的热情和肯定，使歌颂相声这个功能得以拓展。歌颂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歌颂的一些对象并没有立得住，没有立住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还有就是歌颂相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歌颂相声是不是只传达一种感情，要不要塑造人物，要不要有喜剧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