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当时的几个相声演员马季候耀文等当任节目总监.于是,第一台晚会就这样你想几个节目,他排几个节目这样子弄出来了。到了今天,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全体华人最受关注的节目之一,然而,作为晚会创始节目的相声艺术,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二00三年春节联欢晚会,相声仅占了2个份额,;更让许多人不解的是,小品《马路天使》居然作为“最佳相声奖”荣登排行榜,让业内人士啼笑皆非。我们不禁想问,是不是真的如某些人所断言,相声已经是穷途末路,最多作为一件古董放在博物馆让人们去怀念?又是什么原因让伴我们长大,带给我们欢乐的相声业落入夕阳的余辉中呢?
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情况,必然有着它自身的复杂因素,央视晚会的节目的安排如何,导演们自有他们的理由,然而,我们想问:相声作为通俗的文化--也是以讽刺与批评作为其基本元素之一的表演艺术,是否还能在这个时代发展下去?
现在不是文革,也不是鲁迅那个恐怖朝代,没有人想着把相声当把刀,好好一场联欢晚会,大家都在满心欢喜地看着节目,猛地来了个冷面笑匠,再配来个冷嘲热讽,刺得有部分人心里不开心,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了,现在的电视一味追求收视率,“幽默”的方式也五花八门,什么大话呀,戏说呀,观众不是看得乐乎乎得嘛,这时的相声则显得有点“费力不讨好”了。来个歌颂式的相声,不是一箭双雕吗?但相声的本质就是抓住社会与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把坏的东西撕毁给大家看”,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嘲弄,不是靠只求喜宴上大吼两声“恭喜发财”能够达到的;试想,当一面听到晚会上大夸农民骑着宝马与城里人叫板,一面看到中国农村农民生活现状的时候,你还能开心地笑得起来吗?
很多人认为,相声已经失去了它的最初的社会功能,有“和平演变”之势。什么是它的社会功能呢?我们可以姑且叫它为“批判功能”吧,这也是包括文学、传媒与其它艺术形式争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之一:现代社会还需不需要批判文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判文化?
前不久,市文化馆举办了“大学生相声小品大赛”,笔者从中了解到,十余所高校交上的近二十多个作品中,创作的题材大多仅限于爱情、友情,或是抒发个人的情绪,其主题与批判有关的,居然找不到一个。纵观我们校园文化生活,真正能干预现实生活,反映大学生批判精神的作品真是少之又少,拿重大来说,每年的晚会与文化节不计其数,从大小讲座到各类晚会;从文化艺术节到年度辩论赛,我们似乎在故意逃避现实的问题,要么纵横古今,放眼世界,要么谈环境,谈就业,谈实践。而一些“敏感”、“刺耳”的,关乎我们现实生活的内容,则是很难见到的。(民主湖除外)文学应该是批判文化的最好路径吧?即含蓄又有先例,然而据我所知,学校各大报刊杂志的稿件来源都是要通过一些组织审查才能发表的,什么样的题材才好发表,大家自然是不明而喻了。
对于批判精神的论论断,古而有之,我们不妨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大学“三境界”思想作一些探讨。三个境界指:第一,不为资格而为学术。作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大学“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第二,具有苏格拉底式的独立不惧之精神,具有批判眼光,避开狭隘的功利,甚至脱离反动政府。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之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3〕第三,相容并包。这体现在他的著名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和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中。根据这三个境界,大学作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就应指导而不是随波逐流,就应摆脱思想禁锢、精神压抑的状态而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圣地,就应该用新的理想与信念、高尚的道德、新的思维和创造力,去反省批判和引导一些社会问题。看来蔡先生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