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净化了相声的表演体系。旧时的相声表演虽有完整的独具特色的体系，却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就是“荤”和贫。侯宝林杜绝这类丑恶的表演，坚持净化、美化，建立起新的表演体系。有人把相声的表演概括为“帅”、“卖”、“怪”、“坏”，如果这种看法可以成立，那么，侯宝林就占个“帅”字。具体表现在：一是台风洒脱、漂亮；二是语言清新、流畅；三是句子以短句为主；四是动作优美、含蓄；五是语气多变，节奏鲜明；六是亲切自然，落落大方；七是与搭档配合默契；八是态度谦和，不卑不亢。

    最早确认相声界存在艺术流派的恐怕是老舍先生。1961年3月25日，他就发表题为《健康的笑声》的短文，提到相声的艺术流派和侯派相声艺术。

    侯派相声以“柳活儿”见长。他天赋一副好嗓子，清亮甜润，又有超凡的摹拟本领，尤其是自幼打下京剧的功底，学来更是得心应手。艺人谚语云：“像不像，三分样。”艺人也常常说：“要是我学谁像谁，您就甭听我的了。”其实，如前所说，相声的歪学必须以地地道道、维妙维肖的正学为基础。凡属正学，不学则已，学则必得形神兼备，侯宝林就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敢当着马连良学马连良的唱，学的还是马派名剧《四进士》里宋士杰唱的“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误了……”深得马连良的赞许。艺海无涯勤作舟。精湛绝伦的本事来自一点一滴、一板一眼的刻苦磨练。他本来不会越剧，南方的越剧团北上演出，他跑到剧场里“偷艺”，悉心聆听，反复揣摩，功夫不负有心人，学唱越剧也成为他的一绝。他的摹拟本领更充分地体现在“学”的方面，不论方言还是货声，都学得毫厘不爽，刻意追求艺术美。《戏剧与方言》里要学北京土话、山东方言、上海方言、河南方言、山西方言、绍兴方言、苏州方言，一字一句都不能走样，稍有差池，扫了观众的兴，哪还有美感可言。侯宝林表演这段相声，每种方言都学得各尽其妙，让人觉得解渴、尽兴，美感油然而生。摹拟货声，更是他之所长，学到细微之处，令人拍案叫绝。学卖柿子的吆喝，能够分辨不同的月份和品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练老舍名剧《茶馆》，都请他去鉴别货声。
   

    侯宝林的相声艺术生涯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在旧时代，艺人社会地位卑下，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换取温饱。女艺人出卖色相，相声里充斥着“荤”、贫、打、骂，污秽不堪，难以入耳。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侯宝林出污泥而不染，坚持不“荤”，不贫，不打，不骂，以趣味隽永的文明相声求得生存和发展。进入新的时代，更以净化、美化相声为己任。早在1957年，就发表了《用扇子打头之我见》，强调指出：“这只是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无理取闹，是庸俗的低级趣味，旧相声的糟粕，应该毫无保留的抛弃。”而在《我和相声——答读者问》里更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艺术宗旨：“相声有自己的个性。它是一种民间的喜剧形式，它用笑作为艺术手段，用幽默、诙谐、风超、滑稽种种手法来表现。不管你说什么样的段子，都得要让人笑。还要求作到雅俗共赏，就是说，用艺术手法让人发笑，如果演员在台上胡来，不择手段，以为反正人家乐了就行，成了‘包袱’主义。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有人说：侯宝林的相声，普通市民听了，不觉得太雅；大学教授听了，也不觉得太俗。这正是大俗和大雅凝聚而成的雅俗共赏；侯派相声的精髓。

    侯派相声属于大手笔，讲求含蓄、凝练，点到而已。所谓点到而已，首先必须“点到”，就是艺术上的狠。比如相声的夸张，不夸张则已，夸张就要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点而不到，犹如隔靴搔痒，只能惹人心烦意躁，倒不如不点。既已“点到”，又须见好就收，留有余地，收意在言外，余音绕梁之功效，切忌枝枝蔓蔓，画蛇添足。侯派相声深刻地体现了这一辩证关系。一些“包袱”的夸张可以叹为观止。如《改行》里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