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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北京人，1917年生。幼年家境贫寒，十二岁开始学京剧，拜师阎泽甫，立了近乎卖身契的字据，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投河溺井，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干，如中途不学，要赔偿损失(饭钱)。”在阎家学了两年，学会了二三十出戏。生、旦、净、末、丑，什么都学，并无固定的行当，却为后来相声的“唱”打下了基础。后来改学相声，开蒙老师是常宝臣，后又拜朱阔泉为师。起初，在天桥、鼓楼、西单商场“撂地”演出，俗称“平地茶园”，有所谓“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即刮起风来观众走掉一半；下起雨来，就一个不剩了。到那时候，“人歇工，牙站队，肠子肚子活受罪”，足见艺人生活命运之惨。侯宝林就是在这样的痛苦熬煎中成长起来的。1939年首次登台演出，在天桥的新民茶社。1940年开始与郭启儒搭档，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持续了二十多年，为相声史上所罕见。同年，在天津打响，一举成名。当时的曲艺演出叫做“什样杂耍”，每场十四个节目。谁的艺术水平高、名气大，谁就往后排。倒数第二叫做“压轴”，最后一场叫做“大轴”。当时演“大轴”的多是色艺双绝的女艺人，相声顶多是“压轴”；侯宝林起初排在第六，经过五年的奋斗，终于由第六后推到“大轴”，开创了相声演“大轴”的局面，并从此再未改变过。1949年，他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老舍在《给相声小组道喜》一文里介绍了相声小组的两项任务：一是研究和改进相声。“相声小组”几个字并不是什么神符，一挂出去就能诸事大吉；不是，在这几个字的后面，是大家积极的学习新思想，联系文艺工作者，研究新词儿，讨论技术问题，配合政治任务等等的劳动与努力。”另外是团结艺人。“怎样团结自己，怎样团结北京所有的曲艺界的朋友，使曲艺界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似的，共同前进。”1955年，侯宝林参加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先后担任演员、艺术指导。1980年以来，曾出访日本，并赴美国、香港演出。1979年息影舞台，从事相声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出版了《侯宝林相声选》、《侯宝林自传》(上)、《侯宝林谈相声》，并与汪景寿、薛宝混、李万鹏合著《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理论著作。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又恢复了演出活动，但因年事渐高，只演出《猜字》等少数相声段子，无法反映侯派相声的风貌。他是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为一代相声名家，侯宝林为相声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用最简洁的话加以概括，就是创新。永不停息的革新精神贯穿着他的全部艺术活动。当年。以“唱”为特色的侯派相声闯入相声舞台，曾经受到非议，打入非驴非马的“另册”。侯宝林却不为所动，坚持创新，从立足、发展到最后成功，终以革新家的形象载入相声史册。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改编和整理传统相声。凡经侯宝林改编、整理的传统相声，都能以崭新的风貌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百听不厌的艺术珍品。例如，脍炙人口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本来是《笑海》第一集里的一则笑话：
豫省洛阳城西四十里，某富翁八旬寿辰，由上海约京戏两班，演员共六百余名，每日两餐需白米数石。迎寿之期，开戏名曰(亮箱)跳加官毕，演《大赐福》。翁见各角色行头一新，翁喜。次演《双投唐》，翁不解京戏，大怒，唤班主至，令速换一出，再不合意当下逐客令。班主恐另出再不满意，遂请翁自选之。翁又问曰：“汝斑中有唱红脸的吗?”班主回答有（豫人谓须生为红脸）。翁又问：“叫何名?” 班主误答：“红脸的即是关公。”翁令速演《关公战秦琼》。班主恐翁怒，速至后台商之某红净扮演关公，某武生之秦琼。各带四下手(跑龙套)。临上场时，嘱打鼓佬开“紧急风”(即锣鼓)上，四下手跑过场，红净走过场同下，武生与下手如之。班主恐翁怒，急将二人推出外场，净哼，生哈。打鼓佬嘲之曰：“你瞧哼、哈二将。”遂打唱。生、净无法。净唱：“你在唐朝我在汉！”生接唱：“咱俩打仗为哪般？”净唱：“叫你打来你就打！”生唱：“我要不打谁管饭！”
这则笑话后来发展为传统相声，有张杰尧的口述本，大体还是《笑海》(下称“原作”)的路子。经过侯宝林改编，真正作到了推陈出新。主要表现在：一是主旨深化。关公之所以跟奏琼战到一处，“原作”归结为戏班班主口误也就是误会所致，而侯的改编本则是军阀韩复榘的父亲犯浑。由“误会”到“犯浑”，社会意义加深。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背景也由抽象变得具体，使人物和故事都有了可靠的依托，主旨大大深化。二是性格鲜明。“原作”以误会为基础，不论富翁还是艺人，人物都是单摆浮搁，谈不上性格化。侯的改编本里人物关系发生变化，变成了犯浑的韩父与无奈的艺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形象丰满，性格鲜明，也为组织“包袱”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三是细节生动。刻画韩父的形象，就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关公是哪的人?”山西人为什么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这是我们的地盘儿。你知道关公是谁的人吗?“他是阎锡山的队伍!”活生生地表现了韩父既浑又蠢，还有土里土气、依权仗势的霸气。
第二，创作新相声。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侯宝林的新相声创作大体采取两种方式：或是在别人作品基础上加工，或是与别人合作。《夜行记》属于前一种情况。原作是郎德沣执笔的集体创作，因在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工作，有着切身体验，原作生活气息浓郁，只是艺术上略显粗糙。经侯宝林加工，艺术上大为增色。比如，形容那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据说来自外国笑话：一个吝啬的人买了一辆汽车，除了喇叭不响，剩下哪儿都响。洋为中用，成了《夜行记》里的响“包袱”。几十年来，成为家喻户晓、到处使用的口头禅。与人合作的相声里也不乏任何时候回味起来仍然忍俊不禁的生花妙笔。如《妙手成患》里的安拉锁，《一贯道》里老太太心疼钱，说：“瞎，就他妈这么个玩艺儿要八千块(八角)!”《夜行记》里把老大爷撞进药铺里，《服务态度》里买了两只都是左脚的鞋。《普诵话与方言》的唱外国歌，《醉酒》里爬手电筒的光柱，等等，都可以说是创造、革新的结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