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寓庄于谐  意高味浓

    侯宝林的名字是应该和中国相声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声从旧到新的转变过程中，他发展了相声可贵的讽刺传统，屏弃了相声在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沾染的庸俗、低级、黄色、下流的糟粕，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相声扼杀、毒害劳动人民的罪恶用心。新中国成立，相声从奄奄一息中获得新生，在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侯宝林和新老曲艺工作者一道，努力耕耘，大胆拓荒，使相声从狭窄低矮的“市民阶层”中解放出来，迅速由北方几个大城市遍及广大农村，风行全国。他配合党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极扩大相声的题材，充分发挥相声对敌人的讽刺功能，并对原来毫无界限的所谓“内部讽刺”，进行了改造，强调了讽刺分寸，注意了团结愿望和批评效果。侯宝林的表演才能是有口皆碑的。说、学、逗、唱，无一不精。他有一条清脆圆润的嗓子，雄厚的戏曲表演功底，敏锐的观察生活、捕促矛盾的能力；他对生活的幽默见解和表达语言的艺术魅力是惊人的，一些看来普通琐细、不为人注意的现象，他却能赋以极其生动的笑的生命，一些似乎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群众口语，他却能锤炼为令人解颐的串珠妙语。过去相声艺人常用“帅、坏、怪、卖”四个字标志某些演员的风格特点，并认为侯宝林属于“帅”这一类型。是的，“帅”字的确道出了他表演上的某些特色，比如，他潇洒的台风、逼真的模拟、传神的动作；干净的语言等，但毕竟很难概括他艺术风格的本质。就一般美学意义而言，“帅”应该属于“优美”的范畴，这对于一般艺术家来说（如其他戏曲、曲艺演员），本来就是个不小的考验，而对于相声演员，则尤其难能可贵。因为相声是笑的艺术，它的夸张特点似乎很难与潇洒的风格相协调；它的往往变形地对生活的反映，似乎很难为各种逼真的模拟提供方便；它的淋漓尽致的抒情方式，似乎与含蓄、隽永无时不发生着矛盾……。故而，异乎常态的形体动作、大起大落的夸张表演、远离生活的语言声态等，不仅为相声艺术所允许，实际也为一般相声演员所采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侯宝林没有选取这样一条看来容易讨好的“坦途”，而另辟了一条蹊径呢?这不能不分析侯宝林的思想、经历、艺术观，以及他对相声艺术的深刻理解。也只有联系相声的艺术特点，才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侯宝林“帅”的表演风格的本质。

    尽人皆知，笑往往和矛盾紧紧相依。别林斯基说：“任何矛盾都是滑稽和可笑性产生的源泉。”因此，研究矛盾之间的种种辩证关系，对喜剧艺术不无价值。庄与谐，便是其中相反相成的一种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是统一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当正常的方式不足以抒发其灼热的思想感情时，作者便依其美学思想和艺术情趣的特点，采取极度夸张甚至变形的形式。伟大作家鲁迅一生中写下了大量讽刺杂文，正所谓“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也正是因为严肃的内容与轻松的形式高度的统一，喜剧艺术——如相声等才有存在的权利。

    侯宝林生长在黑暗的旧社会，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生活的“底层”流浪；不得温饱的“撂地”生涯，令人窒息的社会怪态，各种艺术的惨遭践踏，无数艺人的悲惨经历，灼热和铸造着他年轻的心灵。他是带着满腔愤怒，抱着使相声成为“真正艺术”的幻想走上舞台的。他藐视某些同行为博取廉价笑声，而对自己艺术的自轻自贱；他很快就拿起了讽刺武器，精心地琢磨它，认真地使用它，在进步艺人的帮助和影响下，迅速发挥了讽刺的威力。在今天仍广为流行的传统段子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那熠熠发光的讽刺锋芒，感到他在黑暗面前无所畏惧的“横眉冷对”。他的《关公战秦琼》，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反动军阀，不仅对国民党是深刻地揭露，就是对“四人帮”也有着现实的隐喻意义。他的《改行》，蕴藏着那样深沉的感情，既是对反动派的嬉笑怒骂，又洋溢着他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对同行的同情；在那些名演员不幸的遭遇中，也有他自己辛酸的眼泪。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侯宝林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他渐渐体味了“寓庄于谐”的美学价值。仿佛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有了实践他使相声成为“真正艺术”的广阔天地。是的，有了“庄”的内容，就有了“谐”的生命。笑，就是那么一个怪物，越想取媚于人，越是适得其反，越是似无用心，越是笑料横飞，真是“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啊，这其中的奥妙，就是矛盾，就是由内容与形式脱节、言论与行动不一，理想与现实失调，所造成的所谓喜剧性矛盾。笑的魅力主要不在于它花哨的形式，而在它实在的内容。于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逐渐扬弃了那些表面极易讨好，而实际并无内容的“语言文字游戏”的段子；割舍了他非常擅长而缺少时代风貌的一些“学唱”段子；坚决抛掉了那些靠耍活宝，出洋相，而博取笑声的“洋闹”段子。相声既然是艺术，就要反映人的生活，塑造人的性格；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从当时小市民的包围中冲杀出来，非但不能投合他们的趣味，反而要去嘲笑他们的缺点，这其间要经受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无怪当时他的一些同行，一半赞扬一半讥讽地说：“你是相声艺术改革家，我们不能和你相比！”是的，侯宝林无愧于这一光荣的称号。特别在解放以后，无论在旧相声的整理改编过程中，还是在新相声的创作加工过程中，他都首先从内容出发，在人物塑造上致力，而绝少用丑化自己或外贴包袱的手段，来博取廉价的笑声。他那脍炙人口的《关公战秦琼》，在艺术构思上就是一个智睿的包袱。韩父的粗暴无知，是通过他强迫汉唐两将相战的荒唐情节体现的。由于人物的性格和喜剧性矛盾紧紧扭结征一起，就为他逼真地模拟关公与秦琼的行动提供了方便。他越是严肃认真地模拟两将交战时的情景、心理和行动特点，越是深刻有力地鞭挞了韩父的虚妄愚蠢，因而也越能获取串珠般包袱。他溅洒漂亮的表演，极富韵味的学唱，不仅控诉着反动派对艺术的摧残，也因为与当时环境的极不协调而产生着喜剧效果。我们可以设想，当“秦琼摆开双锏，关云长一横大刀”，一边是剑拔弩张严肃的对峙，一边是不伦不类荒唐的际遇时，人物与环境是何等的不协，人物的行动与他们的内心又是何等的矛盾！而就在这时，侯宝林按照戏剧的规定情景，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地模拟着角色的动作，一面又从演员的角度诙谐风趣地解剖着人物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