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我们在太行山区的林县搞社会调查，在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的群众都回答“爱看包公戏”。的确，戏剧舞台上不下几十种的包公戏，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刚直不阿、公正廉明、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特别是包拯曾长期在开封任官，我省有关他的历史文物、民间传说和传统剧目十分丰富。出于乡土感情，包公戏尤为河南广大群众所喜爱。近两年来，我省一些戏剧作者也在包公身上狠下功夫，一批新编包公戏诸如《小包公》、《包公挂帅》、《包公告状》、《包公招亲》、《包公立碑》等剧目相继出现于舞台。据悉，河南电视台也准备拍一部以包公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基于此种包公热，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包拯其人及包公戏在历史上的衍变、流传作一探讨、评价。限于自己的学力和篇幅，本文仅讨源沿波，述其脉络，梳一下辫子，以为后来包公戏的整理或新编借鉴和参考。

    包拯(999——l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他幼年家贫，借居合肥城外一座寺庙读书。于宋仁宗时考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开封府尹等官职，年六十四卒，谥号孝肃。所以小说、戏剧中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拯出仕时，正是北宋危机重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时期。官场黑暗，政治腐败，贪污盛行，土地兼并风炽，暴发了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为了挽救政治危机，统治者内部出现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新党和以吕夷简为首的旧党之争。新党领袖欧阳修很赏识包拯的清廉正直，推荐提拔了他。包拯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因而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1），“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2）。他实践了新党的一些改革措施，弹劾、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本传这样评述他：

    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旧制，凡讼诉不得入门，拯使径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拯性不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平生无私书，至于干情，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3）         可见包拯的确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有作为、有远见的开明的政治家，是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关于包拯的为官事迹，宋代在民间已广泛流传。南宋朱熹编的《王朝名臣官行录》中，就搜集有民间对包领的评论：“(包拯)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等。关于包拯善于断案的事迹，正史里仅记载了“割牛舌”一则：

    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4）

    戏剧小说中包拯的事迹大部分是为老百姓平反冤案，这是民间艺术家在包拯事迹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再创造，甚至染上了神话的色彩，成了封建社会人民群众所理想的为民除害的清官的典型形象。

    包拯作为清官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当是南宋时期的话本《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两种。述说的都是普通衙门审理案件的经过，如《三现身》说的是开封府押司孙文救了一个冻倒在雪地里的人，这人反和他的妻子私通，用计将孙文谋害，霸占了他的妻子。后来孙文鬼魂三次出现，被包公破案。这时包公的形象还很苍白，叙事也很平淡，文字简陋粗疏，情节安排也很简单，显然是因为离包拯的年代还不太远。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宋官本杂剧段数》和金院本中都载有《三献身》名目，很可能就是最早搬演包公的戏剧剧本。

    包公的形象真正在戏剧舞台上树立起来，是在元代。当时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人民受尽了赃官酷吏、“权豪势要”的凌辱欺压，有关包公的公案剧开始大量出现。元杂剧的公案戏中，包公戏是最大量的。保留到今天的《元曲选》中，包公戏占了十分之一；其中有十三种公案戏，包公戏便占了十种。它们是：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无名氏的《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陈州粜米》、《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叮叮当当盆儿鬼》、《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此外还有无名氏的南戏《遭盆吊没兴小孙屠》。《盆儿鬼》中张撇(本字左偏旁为“树心”）古称述龙图公案云：“也曾三勘王家蝴蝶梦，也曾独粜陈州老仓米，也曾智赚灰阑年少儿，也曾断开双赋后庭花，也曾退还两纸合同笔。”于今传元龙图公案杂剧，盖已包举大半。由此可见，元时包公戏已经是相当连贯和完整了。从村民撇古的口中说出以上剧目，也说明了包公戏非常普及，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些剧作中，包公的形象开始在舞台上占有了凌驾一切的地位，并染上了神话的色彩。《陈州粟米》中，包公是“包龙图那个铁面没人情”；《盆儿鬼》中，包公是“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阴司理”；《灰阑记》记中的包公则是“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他不畏权势，敢于斗争，保护的是市民群众，打击的是“权豪势要”，“凭着我撇劣村沙，谁敢道侥幸奸滑?莫说百姓人家，便是官宦贤达，绰见了包龙图影儿也怕！”(《后庭花》)他不只是处理人间的冤狱奇案，连冥间阴司的案件如《盆儿鬼》之类，也需要他来审理了。这些剧本还强调了包公的高度智慧，写得很有风趣，富于幽默感。如包拯要斩鲁斋郎，将其名字改为“鱼齐即”，借以瞒过皇帝。《陈州粜米》中，他叫小撇古用紫金锤打死小衙内，等到刘衙内捧着“赦活的不赦死的”赦书赶来，他却把这变成了小撇古的护身符，使刘衙内狼狈不堪。《灰阑记》中包拯用灰阑判断母子争执之案，也早已流传欧美，为中外观众赞赏不已。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曾先后两次套用这个戏的情节，写出了《奥格斯堡灰阑记》和《高加索灰阑记》。在后一个剧本中，布莱希特在楔子中声明，这是“脱胎于中国戏的新《灰阑记》”，“来源于中国十分古老的传说。”总之，包公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人民群众战胜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包含着群众对封建社会清明政治的幻想。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其思想内容基本上是健康的，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封建社会写公案、写清官戏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并且，它在舞台上塑造的包公性格的基调，为以后出现的包公形象提供了依据，有了质的规定性，这就为后代包公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由于时代和剧作家本身的局限性，而存在的不敢自己斗争而依靠清官，敢反对皇帝反而推祟皇帝，没有触及封建制度反而维护封建法律的现象，仍是包公戏落后的本质方面。包拯在《陈州粜米》中把刘衙内等贪官比作“打家的强贼”，说自己“似看家的恶狗”，道出了清官的阶级实质。这些剧作仍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允许，甚至提倡；其大力渲染、加强了的包公形象，反而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的工具，因而就为后来的封建卫士们集中地加以利用了。

    明代社会的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市扩大，商业兴盛，同时封建统治阶级走向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对人民剥削和压榨加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严重地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地位。统治者迫切需要清官来澄清吏治，笼络人心，以缓和阶级矛盾。于是，他们就抬出了包拯和海瑞。这一时期有关包公的传奇剧本有《珍珠记》、《鱼篮记》、《正昭阳》、《断乌盆》、《金丸记》、《抱妆盒》、《袁文正还魂记》等。这些剧本，比起元包公戏，题材范围缩小了，往往局限于审理家庭纠纷和婚姻事件，暴露社会黑暗少了，对封建官僚则往往大加美化。如《珍珠记》写洛阳高文举贫困，宙翁王百万以女儿金真妻之。文举应试登科状元，丞相温阁逼赘文举为婿。金真与温氏发生矛盾，后经包拯断案，二人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