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初期，青年侯宝林在天津成为名角，与自幼在津作艺的相声名家小蘑菇（常宝堃）平分秋色。每谈及此事，他总是由衷地说：“我这个演员是天津观众捧起来的，是天津师友教出来的。”

邀角儿人的眼光

    1940年初夏，“燕乐戏院”前台经理李恩甫、后台经理于家锡和影剧公会的周恩玉相偕去北京邀角儿，在天桥发现了侯宝林。那时侯宝林刚从沈阳回京，与师弟王宝童、李宝麒等同场演出，轮换捧逗。三位邀角儿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侯宝林，原因是发现他身上独具的艺术潜力。

    侯宝林表示愿意来津献艺，只是需要一位合适的伙伴同行。“燕乐”曾邀戴少甫、于俊坡合演相声，在津一炮打响。结合相声表演规律和天津人的欣赏要求，当即决定：找一位年长、活宽、外貌憨厚的中年艺人捧哏。经过一番比较后，选中了长侯18岁的郭启如（后来改名郭启儒）。于是，当年6月初他们在津首演。

    民俗学家周恩玉既是历史见证人，又是侯宝林的欣赏者、推崇者。当年他就断言侯必在津大红，原因有三：一是年轻有为，才识过人，勇于革新；二是广结知音，不卑不亢，直面人生，笑对艰险；三是声音脆亮，字清口净，语言文明。他尤其满意侯“那时的相声没有脏话，很少有低级庸俗的笑料”。

松浩二亭

    求艺者理应求真才实学，立真知灼见，为此不耻下问。侯宝林正是因为虚心好学，善于倾听和消化不同意见，及时改进，所以艺术上提高很快，红得也快。他主动搞好人际关系，对“松浩二亭”，也就是两位杨先生，一直敬如师长，肯定这二位帮助过自己成长，功不可没。

    杨松亭当时虽然年方逾而立，却从事了十几年的“杂耍”演出检场工作。对于说、唱、弹、拉、吹、耍、变、练、顶、打各门类都了若指掌。正因为他经多见广，常给演员们以有益的启示。侯宝林与郭启如初来天津时，对社会风尚、地方语言、生活习惯都不甚明白，甚感困惑。杨先生自幼在津长大，就主动当他们的民俗顾问，利用一切空闲，告诉他俩天津与北京风俗习惯、生活用语的不同，并利用每天上午的时间偕他们去估衣街、北大关、南门脸、娘娘宫、玉皇阁、东浮桥等处观光，熟悉市民生活。他们边看边聊，有问有答，使侯、郭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民俗知识。回来后，又一起考虑如何用于表演。

    侯、郭初来时上中场，向院方报了30段上演剧目。一年后升为“倒二”相声，又补报了30段轮换演出。《拴娃娃》中原以北京为背景，《红事会》列举的也是北京婚嫁习俗，杨松亭帮助他们一一做了修改。甚至如《大相面》、《规矩论》、《学四相》等的地名、物名、称谓，都及时做了修改，演出后听取意见再改。演反映妓院生活的《打电话》时，杨又让他俩“一段管仲设秦楼楚馆的事实叙述，用陈士和说评书的语气构成笑料然后入活，以示你们这段与他们不同”。当时，通过广播轰动津门的《粥挑子》，原为打京米粥、买糖麻花、油饼，杨主张改为“卖面茶、烧饼、果子”，听来更为亲切。

    杨浩亭先生早年在上海警界任职，和刘宝全先生过从甚密，挚爱刘派京韵大鼓，对京剧也见造诣。他爱听侯、郭的《改行》、《闹公堂》、《学大鼓》等，每次必到后台提出中肯意见。他满口天津话：“告诉你宝林，你学刘爷的大鼓有味儿，本钱好，可还得下功夫。不单是学刘宝全的唱，还得学他的刀枪架，要像他老人家那样钻研艺术，没完没了，准能成大角儿。”

    对杨曼华演唱刘派京韵，侯宝林一直给予鼓励，原因之一是杨浩亭教学有法。1960年，杨曼华参加河北省曲艺团时，侯曾向有关领导提及杨浩亭先生，承认自己受过他的点拨，认为杨先生贵在发扬刘派京韵能唱“三个八度”的优长，讲究口、眼、手、身、步结合，希望能物色一个男青年全面继承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