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文用过的竹板拓片

相声艺人“联穴”时，如有十个人，都使对口相声，就是五场“活”。而这五场要轮换上场，肯定会出现收入不均的现象，有的场敛钱多，有的场敛钱少。但无论是敛钱多的场，还是敛钱少的场，在收了场子后，敛到的钱都放到一起，由“掌穴”的按照事先约定的“份儿”来分配（行话叫“拿份儿”）。有的可以拿整份儿，即十厘份儿，但也有拿七厘份儿、八厘份儿的……不同的艺人拿不同的份儿，其依据是以该艺人的声望和演技而定。有的声望大演技又高的艺人，甚至可以拿到一点二份儿，一点三份儿……而尚未出师的徒弟分到的是艺人们分剩下的零钱。这样的分配制度是公正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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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社会，对于穷苦的艺人来说，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所挣的钱不多，不能得到温饱，且吃糠咽菜。然而，众多的相声艺人对待钱的问题却又是非常仗义。比如，几名相声艺人“联穴”去了外地，如果一人突然有了病，不能再演出了，大家不会忘记他，照旧要给他一份儿钱；如果需要治疗，费用也会从大家的收入中负担；如果需要回家养病，路费则由大家出，有的还要倾囊相赠。再比如，要是有的相声艺人碰上婚、丧、嫁、娶等事，不能按时参加演出，这位艺人要找其他的艺人替他上场，而替场演出的艺人都把“救场如救火”视为己任，毫不犹疑地去做替补，而且演完就走，根本不等分钱，或主动告诉“掌穴”的“挂杵”，也就是把钱仍给有事来不了的艺人。

　　还有，倘若知道了哪个艺人有了困难，家里已经没吃没喝了，或是遇上了天灾人祸什么的，艺人们就会组织义演，行话叫“搭桌”，也叫“磨桌面儿”，就是整场演出所挣的钱，艺人们全都不要，都交给困难的艺人。这种义演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仅举一例：一次张宝茹因病卧床，家里揭不开锅了。得知了这个情况，许多艺人参加了义演，如张寿臣说了《姚家井》；杨少奎唱了太平歌词《秦琼观阵》；冯立铎、刘立福合说了《黄鹤楼》……评书艺人姚存礼也说了评书《聊斋》中的《画皮》。之后，艺人们到了张宝茹的家，送去了义演的全部收入，解决了张宝茹一家的燃眉之急。

　　摘自《逗你没商量·生意场上的“人”与“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