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云社郭德纲没有被媒体炒起来之前，2004年进入天桥乐剧场，随后一年演出了108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到这个时候，演了两年，也是108场。

有德云社演出的剧场，大约容300人，那一年的上座率大约是6～8成。现在经过媒体的狂轰滥炸，原来德云社每周演两场，今年开始每周三场，现在好像是一周接近10场，在三个场地演出。媒体介入之前，听郭德纲相声的人大约是现在的10％，那时候的听众才是真正喜欢相声的人，因为他们都没有渠道听好相声。但是媒体过分关注，使得听郭德纲相声变成有点追时尚的感觉，而观众是很受媒体影响的，大家去听相声只是听热闹，纯找乐。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广播听相声，看电视相声，直到1992年，我听到了台北赖声川先生的相声录音《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很受震撼。人家的相声让人乐，也能让人哭，甚至思考，他们的相声就是一个剧场，是一个浓缩的社会。

个人的“火”和传统艺术“冷”反差是存在的，一个人火不能代表什么。现在本来就是一个造星的时代。但是台湾的相声整体氛围是被几个人带动起来的，现在连中小学都有相声比赛。1985年的时候，台湾曲艺，也是一片荒芜。赖声川去美国念博士，临行带走了几盘相声带子。三、五年后，等他回到台湾，发现相声在音像店已经快没有卖了，衰落的原因是之前的著名相声伙伴吴兆南和魏龙豪分开了。

回国后的赖声川感慨，他感觉到，不光是相声，很多老东西都慢慢消失了。当时他萌发要做一场戏剧来纪念相声的死亡。《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为了祭奠相声而创作的。用了当时台湾很流行的餐厅秀形式。没想到一下相声又活了。

20年过去，现在，台湾相声瓦舍、表演工作坊、台北曲艺团的相声带子每年都是白金销量。台湾年轻人出国留学时会带流行歌，也会带相声。台湾相声人，本身素质很高，不少是研究生毕业，精通英文，有责任感，他们的文化底蕴决定了艺术品味的高低。冯翊纲先生去年来北京时，曾说过：“如果要我降低文化品味，去迎合观众，我宁愿不说相声。” 所以，市场是属于创作者的，观众的品味并不低，需要被好好引导。

我不赞成艺人精英化。保护传统文化，也不能博物馆化，像保护鼓书、评弹一样，应该有一个书场，让他们活起来，一个活的气场。现有民间文化，与我们需要的，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差距都很大。我们的文艺种类在减少，看起来似乎已经引起一些关注；有一些文艺形式已经做得很大，但又缺乏细节上的传承。艺术包装很重要，但不要刻意包装，商业也重要，但不能一切直指票房。文化复苏是必然的，但是要水到渠成，不要拔苗助长，不要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