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只是在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沈阳、哈尔滨、郑州、济南等十几个城市里才有相声。解放后，由于党的关怀和大家的努力，到五十年代，相声成了全国通行的一种曲艺形式。

     旧社会的相声是什么样呢?我们同行，特别是曲艺界的老同行都知道。那时候，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最被人歧视的艺人。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北京对相声演员，叫“说相相的”或者叫“耍贫嘴的”。那时没有女的听相声，为什么?说相声的臭话多，低级下流，或者叫猥亵，比黄色还厉害，所以不让女的听。在那个社会里就是这样一种风气，所以相声再“臭”也是允许的，这就是旧社会的相声。

     一九四三年我在天津，因为说相声别人看不起，我改演话剧，以为这样人家就看得起我了。有一次碰到一个同行，他跟我说：“你那么好的相声不说，干嘛演话剧呢?你吃饱了撑的?”我说：“相声怎么说呀?我们是靠着艺术吃饭，也不偷谁，也不抢谁，就是看不起我们。”那时候连我们相声演员自己在台上都说：“我们就是您驾前的欢喜虫，您喜欢养鸟哇，喜欢养个叭狗哇，我们也是一样。您听完了一段，给我们扔下几个子儿再走，您要养活个小狗，养活个鸟，您还得喂食呢。您不就为着听笑吗?您听我们小哥俩儿这儿叫唤半天了，您能不给一个子儿就走。”这就是旧社会相声艺人的哀鸣。可见我们生活的悲惨。后来我对劝我的朋友说，“要干不下去我再回来说相声，但是我一定把相声搞进艺术圈。”“嗬！兄弟，罢了，你是相声界的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呀，回想起来当时是有讽刺意味的，不是个赞颂的词。我对相声确实进行了改革或者叫修修补补吧。我写文章确实爱提我是天津人培养起来的演员。我在北京学的相声和说的相声，都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北京的正统派比较多。你跟老师学这段相声，你有一句台词改了，他在给你捧哏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停住不说了：“这一句你是跟谁学的?谁说相声有你这一句呀?胡说八道！”我们到天津以后，有几个相声段子我也会，但—听人家说得那个活啊，跟北京不一样。我这个演员确实是大家培养起来的，特别是天津人，对我哺育更大。这个时期也受到张寿臣先生很大影响，他把很多小段儿都弄成了独立的段子。渐渐地学着改革相声。首先演员要自尊自重，净化语言，少说那些骂街的。当然不是一点都不骂了，一直到解放前我还说《口吐莲花》，打的。我老师的《拉洋片》是很有名的，比一般说得好，也是打的。解放后我第一个在这儿反对打人，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变了。

     是不是解放后相声一帆风顺了呢?也不是。曾有一度曲艺的场子里没有相声。相声节目捅了个漏子。有两位说拆唱双簧的，到一个工厂去演出，演出什么呢？俏皮话带反正话，就是“我是狗尾巴花，我是花尾巴狗”一类的。当时工厂领导一听：“噢，别演了，别演了，同志们！咱们不听这个这对我们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没好处，我们唱革命歌曲。给钱请他们走吧。”所以，在前门箭楼新曲艺场所没有相声，我们是在别的杂耍园子演出。这时孙玉奎同志去找我，酝酿成立一个相声改进小组，发起人有比我们高两辈的刘德志（智）先生，同辈有孙玉奎、罗荣寿和我。通过这个小组把在北京的所有相声演员凑在一起。当时老舍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他：“听说您过去很喜欢相声。”他说：“对，我从小就听相声。”“您也写过新相声？”“哎，写过。”“我们现在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请您帮我们编写相声，我们的水平低。”老舍先生慨然应允。前后一共写了二十几段相声，所以我们的翻身仗打的快极了。可以说解放后新相声的奠基人，就是老舍先生。当时著名学者给我们帮忙的还有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罗常培先生，研究元明清戏曲的吴晓铃先生等。在这个阶段，我们相声改进小组对相声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全体演员，也就是小组的成员；都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使相声纳入正轨。回想起来，解放以后相声这样受群众喜爱，应该说，这是几十年的苦斗酌胜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跟大家—起也做了自己应当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