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宝瑞一生坎坷，九岁时为了生存，开始接触相声艺术，为了艺术他以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去钻研，去探索，向艺术的高峰不懈的努力。在展现给人们的艺术形象中，不难看出他对艺术的理解和深厚的功底，从他的艺术作品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他朴实的人格，他的爱与恨，新社会的幸福与旧社会的辛酸。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艺人，却没有躲过“文革”的劫难。在1968年中秋节，人们阖家团聚的日子，他却被杀害，然后又遭剖尸，躺在了一条干涸的沟渠里。没有更衣、没有棺木，吻着他热爱的人间热土，永远地去了，年龄的句号画在了五十四岁。

　　我父亲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也是对艺术追求不懈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向我讲过儿时的苦，更讲过共产党给他的甜，他给我讲做人的宗旨，强调为人的朴实。少年时的他，由于生活所迫，选定了从艺之路，拜在相声大师张寿臣门下，从他拜师之日起，他也就开始品尝旧社会艺人的辛酸——身份的卑微，世俗的白眼，黑势力的压榨，做人的艰辛……

　　在唐山演出，一场下来“零打钱”，轮到伤兵面前，放在笸箩里的不是钱，而是一把手枪。一贯以“胆小”闻名的父亲，忘记了自己的怯懦，扑向伤兵，咬住了伤兵的耳朵。做人的耻辱，多年的积怨一时迸发出来，就连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当然，后果可想而知。日伪时期，一场“君臣斗”把王八说成日本人的翻译官，被刘中堂提来面圣，听众开怀大笑，解了心头之恨，可出了场子，一把手枪顶在了父亲的腰间。父亲说的这件事使我悟到，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父亲居然也意识到了艺术是反抗的武器，是民众的喉舌，他能把最犀利的语言运用到相声当中，去讽刺卖国求荣的败类，如匕首投枪。坏人的反应正说明他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让仇者痛亲者快正是我父亲艺术的追求和人格的表现。

　　在他艺术臻于成熟之时，由于种种原因，他带艺南下，顺济南沿江而去，久居南京。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是他此举把北方的艺术带到南方，使其在南方的土壤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父亲把北方艺术与南方艺术相互融汇，虽不是惊天之举，但也是功德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就是他对国家的亲，对党的爱，达到了超乎常人的状态。解放前夕由于生活所迫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的生活境遇有了较大的改变，有了自己的听众群体、立足之地。1949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毅然立即返回祖国，加入进步艺术团体，写新、唱新、演新，报效祖国母亲。此时，他的艺术已广为国人所知，但他的笔记中却清楚地记着这样一段话：“我是旧社会过来的艺人，身上肯定有不符新社会的毛病，艺术上也会留下旧的痕迹，故此，我要认真学习。”话虽朴实，但既有起点，又有目标，更可贵的，是他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他的艺术颠峰期，他多次走进中南海，为领袖和开国元勋们展示才艺。都知道毛主席爱听《关公战秦琼》，殊不知，主席、总理对我父亲表演的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学知识的相声更是情有独钟，《解学士》、《君臣斗》使这些伟人赞不绝口。

　　生活上我父亲是个潇洒的人，在艺术上他却是极严格的人。“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懂”是他的座右铭。六十年代初春节，徒儿拜年，一句玩笑话，“师傅，慈禧的厕所叫什么﹖”父亲当时语塞。初四他便冒着大雪，连续四进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后在故纸堆中查到宫女生活一节中提及慈禧的便厕在宫中叫“官房”。他不仅查了名称，连同使用中的规矩、附属用品都一一记下。正月十五与徒儿们再聚时，“官房”的来龙去脉便传到了徒儿们的耳中。

　　人民的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喜、怒、哀、乐、悲、恐、惊”中走完了他从九岁到五十四岁的道路。几十年里，他受过军阀、土匪欺压，受过达官贵人的白眼，受过生活无计的清贫，受过拜师学艺的艰辛，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切。而在他的一生中最不能让他忘却的是共产党把他救出了苦海，是共产党把他从一个贫苦艺人培养成为了一名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