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瑞与其师拉开距离自成体系并非有意为之实是性情所致。在当年相声界里谁都知道刘宝瑞是一位“性情中人”。他虽然浪迹江湖久占码头，先后在天津、北京、济南、南京、上海等地作艺，却是生就童心天真无邪，喜本色而信天籁，好遐想而求童趣。因此，他的许多代表作都被染上一层瑰丽神奇的浪漫色彩，或让人物置身于传奇世界，或令故事充满野史氛围。超凡的性格描绘和超现实的生活画面，使他的单口既靠近评书讲史又富有民间文学的天趣。诸如，他的《山东斗法》，让一个杀猪的孙德龙去和琉球国道士“斗法”，这本身就是“奇异而可传示”的。《假行家》集丑料于一堆，最后把东家一家连同他自己全卖了，这其间寄寓着由民间“呆女婿”故事传承而来的多少天趣﹖还有那个“连升三级”的张好古，炮制“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朱元璋，它们故事的偶然性已不建立在世俗现实的可能性上而纯属天方夜谭式的奇思妙想。刘宝瑞认为相声除去“可乐”而外还必须“好玩”——可乐是指喜剧性，好玩则进一步要求其情趣，一头儿是观察的精微，一头儿是表现的瑰丽。诗人气质与世俗生活相反相成是他的题材特征，阅历虽久但涉世不深使他的天真性格充溢于作品中，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大家常管他叫“老小孩儿”和在那场灾难来临时他被吓晕，以至连听到楼梯有脚步声也心惊肉跳，色如死灰的原因。

　　刘宝瑞是艺人中的“才子”，他以勤读书善思索广交友博见闻而享誉行里。他喜欢涉猎稗官野史笔记小说，熟悉社会杂学历史掌故，又爱搜集民间传闻俚俗逸事。于是，这就使他的单口自然而然地传说化或演义化，在现实以外寻找艺术空间。所谓“化”，一是指他单口的内容极其丰富翔实洋洋洒洒纵横捭阖真如说书一样娓娓道来因而有听头，二是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历史氛围创造了“历史感”。一切关目和人物都是有根有据或事出有因的。因之我们在享受笑的艺术同时还能获得知识。诸如，朱元璋的暴戾有几分就来自我们熟知的“穷人乍富”的爆发户脾性，张好古的陡然而起也让人们不由引起“人走时气马走膘”对黑暗政治中际遇的感慨。三是“历史感”多半虚实参半——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仅仅表明民众的历史倾向与态度。而这种历史情感又恰恰是对今时今世现实情感的折射。因此，它的讽刺就因为“距离”而获得自由和美。刘宝瑞的功劳正在于他比乃师拓展了单口的表现空间。这个空间既是艺术也是文化的，所谓“艺术”盖指其以童年的目光和心理为人们塑造的一系列喜剧形象，既在世俗的现实社会也在想象的传奇世界，更在似虚若实，若还若往的民间传说里。所谓“文化”，系说在艺术世界之外还贯通与融通了中国百姓的兴趣与爱好、心理与愿望、思维与观念，甚至包括他们的信仰崇拜民俗习惯等一切文化内容，几乎涉及了民众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有史汉庄骚的气韵，有经史子集的博通，有诗词歌赋的技巧。诸如，打油诗和三句半、字戏和姓名嘲、趣诗和谐对儿、灯谜和酒令儿以及一切民间的游乐技艺，都在他的相声里得到传承和妙用，改制与生发。它们又都熔铸在具体节目的特定情境和性格描绘中。《君臣斗智》里刘墉急中生智的敏对；《纪晓岚》里主人公对唐诗的断句与歪解；《偷斧子》里小偷黑话与念经的巧妙结合；《宋献策测字》里因测字歧义而产生的语趣等等，都表现了中国文化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雅而俗庄而谐的语趣和意趣。请看《神童解缙》的“包袱底”：

　　丞相一听：哦，我说他人小不懂事，他倒骂我腹中空。“好！听这上联：二猿断木深山中，这小猴子也敢对锯。”那意思是你小小年纪也敢和我老丞相对句。锯是句的谐音。解缙一想：拿我比小猴子啦，眼珠一转：“老相爷，我有下联了。”“请讲。”“您上联是……”“二猿断木深山中，这小猴子也敢对锯”。“我对：一马失足淤泥内，看老畜生怎样出蹄！”“曹丞相一听：“得儿……我不出题（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