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天津演唱》刊登了我父亲的单口相声《贼说话》，还登了他的照片和简介。我看后，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在前些年，这是想也不敢想、梦也梦不到的事啊！

    父亲于七零年七月九日去世，我一直深深怀念着他。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日本侵占中国后，父亲借助舞台积极宣传抗日，为此，曾受到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的约见和鼓励。父亲为人正直、宽厚，在同行、街里及亲朋、后代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从童年开始学习相声到七十三岁去世，前后六十余年致力于相声的表演、创作、改编和授徒，他把自己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全部贡献给了曲艺事业，为相声艺术地发展，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

    父亲的表演风格幽默、含蓄、文雅、稳重，他创作的节目也有这些特点。他经常说：“不懂得就要问，这不寒蠢，不耻下问嘛！”“不要说糊涂相声。有许多人就说了一辈子糊涂相声，包袱响了，他可不知道是怎么响的。”他的作品和演出的相声中，每个人物、每个细节、每个包袱，都经过仔细的推敲，力求前后吻合，通情达理，包袱得当，不离主题。他曾幽默地说：“包袱必须有回味，观众乐完了，回家还想乐；不能让观众乐完了后悔。当时乐了，回到家一想：‘嗨，早知不乐了！’”。

    父亲只读过六年私塾，他的知识多靠自学。他看过很多书，结识了各阶层的很多朋友，从中吸取很多有用的东西，用到段子里去。他创作的《夸讲究》里，有京津几个大饭庄的著名饭菜和小吃，这些菜和小吃都是父亲吃过的，还差不多都懂得做法。他从厨师那里学来，放进段子里了。节目后面出殡用的执事，一方面来自于观察生活；一方面是跟一位在杠房里干了一辈子的老朋友那里学来的。记得我上中学后，我的文学、地理等书，父亲看，不懂得地方就问我。我说：“您看这个有什么用？”父亲说：“学无止境啊！”七零年，他患肺癌卧床以后，拿起报纸手发颤，只好让我在床前给他读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还和我讨论几句。直到他去世，从未间断过学习。

    父亲收过十几个徒弟，师徒间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对他们亲如子女、一视同仁，把他们经常记挂在心上，尤其在晚年，更加想念徒弟们。

    但是，父亲对他们的学习，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了缺点绝不宽容。他说：“没吃的，在我这儿吃，挣了钱往家里拿，怎么都行。就是不认真学不行，不按我教的说不行！”

    有一次，收音机里播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虽然只有几处不妥，父亲听了也大为恼火。正巧，几天后白凤鸣叔叔来津看望父亲，父亲和他说：“你给宝瑞捎个信儿，问他这块活（指《连升三级》）跟谁学的？有空让他来一趟！”过不久，宝瑞果然从北京来了。父亲给他指出错误和不足之处，又由头至尾给他说了这块活。天晚了，宝瑞只好住在家里，半夜我醒来时，听到师徒俩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着。

    五八年，父亲曾动过胆切除手术，后来身体虚弱了。市文化局和曲艺团决定要抢录他的节目和表演经验，父亲积极热忱地投入这项工作。他还患高血压、哮喘，经常在记录人员走后头晕、咳嗽带血，但他每次都坚持录，从不让记录人员空手而回。

    这个时期，他还每周四在天乐戏院给全市相声演员讲课，他双腿已近瘫痪，行走极为不便。每次讲课，都必须坐三轮车，下车后由我搀扶，柱着拐杖走。有时没有电梯，由一楼几乎挪到六楼。就这样，父亲从来没落下一节课。母亲有时劝父亲注意身体，他却说：“旧社会，谁瞧得起咱作艺的？现在政府拿我当宝贝，在家里带着照样拿钱，心中有愧呀！这点东西在不拿出来，就要带走了。”

    六四年，父亲退休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记录逐渐中止，父亲和外界断了来往。收音机里也听不到相声了。父亲喜爱、珍惜自己的相声，有时让我记录几段，有时却又不愿再写下去，借和我下棋来苦度残年。他虽然没有受到肉体上的冲击，但精神上的压抑和生活上的寂寞，使他极度痛苦。他病危时，曾对来看望他的人说：“唉，想不到咱们的相声，就这样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