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是我的受业恩师。他不仅在艺术上是我终身难忘的老师，在品德上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一九四三年就离开了北京，四十年来师徒竟未再见过面，仅有少数书信联系。现在他已离开人间，但回想起他过去的一些事情，印象仍然深刻。

    先生出身于贫苦艺人家庭，从小随父亲张诚甫学说相声。他文化水平不高，只念过几年私塾。后拜当时著名相声前辈焦德海为师。焦是当时相声界“八大德”①之一，我师傅天资聪敏记忆力特别强，他记得的传统段子，在当时相声艺人中是数一数二的。后来相相声名家李德钖(艺名“万人迷”)搭挡，互为捧逗，在平津一带演出。经李的指点，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二十多岁就已成名。

    我读小学时就喜欢文艺，当时张寿臣先生在天津中华广播电台播放相声。“中华”是一家商业电台，除播放简短的广告以外，从上午到午夜全是曲艺节目。场次和演员都是固定的，我每天放学后就专门收听他的相声。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他了。以后就经常去找他，逐渐建立了感情。当时他和陶湘如先生在天津天晴茶楼演出。有一次我到后台去看他，我对他说：“那个说铃挡的段子(即《铃档谱》)我都会说。”他出于好奇，让我说给他听。他给我捧着，说完了他笑了。说：“不对！是这么说。”就开始给我改正。也许是我该吃这碗饭，学得极快，因此他就更喜欢我。后来他又教了我几个段子，这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前的事。

    在一九四〇年我家中发觉我经常在外票演相声，这在我当时的家庭是不容许的，制止了我数次，我都不听。因此家中认为我不走“正路”，即登报和我脱离了家庭关系。从此我放开手来学相声了。常宝堃、赵佩茹二位师兄教我的段子最多，并同他二位登台演出。后来我在天津小梨园经常宝堃介绍，想拜寿爷为师。但因为我家庭关系，当时他未敢接受。

    一九四〇年底张寿臣先生去北京演出，我毅然去北京找他。因当时他没有捧活的，我就和他在北京小上海游艺厅同台演出；他也开始正式教我相声了。我第二次向他提出拜师的要求。因为我同他相处日久，他也非常喜欢我，并知道我和家庭已经脱离关系了，才同意收我为徒。在北京东安市场内润明楼饭庄，简单地举行了拜师手续，正式收我为徒。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份的事。

    一九四三年端午节，我到南方离开了师傅。从此两地远隔。直到一九七〇年他老人家去世，再未见面。对这样的恩师，我是常常怀念他的。下面仅凭我的记忆录下二三事，作为对他的纪念。

    爱 憎 分 明
   
    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夏，我跟张寿臣师傅在北京东安市场西门“小上海游艺厅”说相声，那是个“十样杂耍”园子。同台演出的有“小黑姑娘”，联幼如的京韵大鼓，谢舒扬的单弦，高德明、绪德贵的相声，“快手刘”的戏法……这些都是当时在北京比较有名的曲艺演员。日夜两场，生意还不错。

    当时，曲艺被称为“十样杂耍”，是个被人瞧不起的职业，很少在剧场演出。在天津供曲艺演出的场地，只有四五家，如“大观园”、“小黎园”、“燕乐升平”、“群英”、“庆云”、“天晴茶楼”(后改名“大观楼”)。这些场地和剧场一样，先行买票，对号入座。在北京就不一样了，供曲艺演出的只有一家，前外西河沿“劝业场”演出过一段时间，上面谈到的“小上海游艺厅”演出过一段时间。

    除这以外，西单商场的“小桃园”，天桥的“大秧子茶馆”，虽然也演出曲艺，但节目不固定，观众点什么唱什么；而且演唱的都是女演员。经常演出的，无非是京韵、乐亭、西河大鼓和梅花调等几种形式。至于相声演员，大都在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天桥，以及庙会上撂地、零打钱，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因此，相声演员能在这种综合的、专门演出曲艺的剧场上演，并能把艺名、大号印在石印海报上，满城张贴宣传，是很了不起的啦！

    至于节目安排次序，谁先上，谁后上，根据演员的身分、资格、艺术水平，都由园子老板事先确定，分为前、中、后三个场次。我师傅都是上后场，演末二或攒底。如没把握吸引观众，一般是不敢承担的。因为越近散场，怕观众“抽签”。如果演出还未结束，观众就走了一大半，这对演员来说，是很扫面子的。尽管这样，我师傅从来不迎合观众。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过去演出的都是传统节目，逗哏和捧哏在一般情况下，事先不对词，都是“台上见”。每场说哪块“活”，都由逗哏确定，捧哏随口接上。这不是演出不严肃，可以信口胡编乱凑合。因为说相声跟演戏一体每句话都是固定的，就象剧本台词，每次演出都不能出差错。演员经常演出，对这些段子，都背熟了。另外，也说明捧哏的肚子很阔，会的活多。我师傅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师傅给我捧活，说的是《报出子》(即《白事会》)是段贯口活。我后面用的“趟子”是《吴佩孚出殡》。说的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疾病而死。夸张的说出丧时的阔气、排场。现在看来是是非不分，起了宣扬歌颂的不良效果。

    这个段子是我跟李宝麒师兄学的。是李请人帮他编的趟子(即后面的“贯口”)。吴佩孚是北洋直系军阀的头子。抗日战争时期，他闲住在北京，当时的日本军阀有意让他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吴佩孚暗中和日本军阀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吴佩孚不担当汉奸，而是价钱没讲好，所以没有公开做汉奸，一九三九年在北京病死。对他办丧事的“盛况”，很多老北京都亲自见到过。这个新编的趟子，虽有夸张之处，但大家都爱听，味道新鲜。我当时也觉得时新、吃香，早就学会了。

    当我师傅聚精会神地给我捧完垫话、瓢把，进入趟子时，他听我使的是吴佩孚出摈，当时就不太高兴。本来喜笑颜开，一下变得毫无表情。这个趟子是贯口，捧活的话不多。只是垫几个“啊”、 “喔”、“哎”一类单音感叹词。为的是使逗哏的有换气的时间和渲染贯口所描写内容的气氛。但我发现当时我师傅连感叹词都很少垫，拿眼盯着我，让我一个人“自卖自买”，我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这块活贯口使完后，后边还有一段子母哏，要说五、六分钟，才进入第二个底，过去我和别人说都是说完了的。这次当我把趟子全部说完，将进入第一个底之前，我还有句台词：“这是吴佩孚发丧。”还没等我开口，我师傅就向观众鞠躬，把那块活给“攒”(截止)了，不让我再往下说，就转身下台了。我只好跟着往里定。

    到了后台，我师傅一反常态，一言不发。往常他是一到后台，就高高兴兴坐下抽烟、喝茶，和其他演员聊天。可那天衣不脱、茶不唱，一个劲地抽闷气烟，跟谁都不说话。我当时还以为我哪点说错了，站在一旁愣着。等他把一支烟抽完，才轻声问：“师傅，刚才一这块活，是不是有哪点使得不平正？”他看了我一眼说：“叶利中，你这个趟子是跟李宝麒学的吧?”他平时喊我们是很少加姓的，总是亲昵地只喊名字。这次却连姓都喊出来了。当时我就发觉他在生气。我点头说：“是。”他这才放缓口气问我：“咱们门里都是用孙中山(描写孙中山先生出殡)的趟子，宝堃没有教你吗?”我点点头。心想：并不是因我使得不平正使他生气，心口的石头搁下了。我就很自信地说：“孙中山这个趟子，不如吴佩孚那个热闹……”没等我再往下说，他把脸一沉：“说相声就是为图热闹吗？臭活(黄色的段子)更热闹。”见我不支声，他又说：“吴佩孚还值得提嘛？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你跑反还没跑够嘛！”语气这么重，还是第一次。自我拜他为师以来，还没见他那么激动过。

    等他气稍稍平服，我才说：“那师傅请您有空把孙中山的趟子再给我上上(教教)。我改过来就是。”他这才点点头，消了气。

    从这个小小的例子，使我深深感到我师傅虽是个相声演员，靠卖艺养家活口，但在政治态度上，谁是谁非，爱谁恨谁，非常鲜明，毫不含糊。决不为图热闹，多挣几个钱迎合观众。

    我师傅是位有民族气节的艺人。在抗战期间，虽身陷敌占区的天津，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登台表演，但从不编演吹捧敌伪的段子。在他嘴里，连“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些名词都从没说过，相反倒有意加上一两句讽刺敌伪的包袱。

    记得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十月份左右，天津已经很冷了。我师傅在大观园演出。一天夜场使单口活《卖柿子》。台词中有这么一段话：“当一个顾主问柿卖多少钱一个呀？卖柿子的说：‘二毛一。’‘嚯！你的柿子这么贵呀！’‘不贵您哪!二毛一贱着哪！’”本来这里柿子的价钱多一点少一点对这段活的内容没多大关系，也构不成包袱，更不会引人发笑。但这时的“二毛一”，却有很深的寓意。因为当时天津是沦陷区，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得很严。除设有“日本特务机关”、“皇军宪兵队”、“日本警察署”外，尚有汉奸政权机关“天津市管察局”、“特务处”等反动组织。我师傅所说的“二毛一”，正是当时流传在人民群众中对伪警官的代称。因为伪警官的官职高低都反映在肩章上。“二毛一”是指常见的两道杠一朵花的中级伪警官。他说：“不贵！二毛一贱着哪！”同义语就是伪警官贱着哪！不贱能当汉奸嘛！这里本来就不是包袱口，但他这一说，台下都笑了起来。相互默契，心照不宣，得到共鸣，为大家出了一口气。谁知这竟惹来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