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自己也改编？

　　马：大部分段子，我自己都有所改编。另外有的东西我在把关上略比我爸爸强一点儿。封建残余的东西，我尽量躲着点儿。有的段子比如《拴娃娃》，说这个捧哏的一辈子没儿没女，我一辈子没做过缺德事呀，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呀，为什么没儿没女呢？老段子都这么说，我说这个可不行，台底下有没有没儿没女的人？有没有没孩子的？你这么说他怎么想？我改说成我某人一辈子修桥补路，吃斋念佛尽是善事呀。为什么就没儿没女呢，你这样说他心里面痛快呀！原来认识上是错误的，讲报应嘛；第二伤了自己的人缘。台底下没儿没女的听完了准恨你。

　　记者：您从哪个相声火起来了？《纠纷》吗？是您自己创作的吧？

　　马：这个就是串门碰到的事激发了灵感。我经常到和平路治安派出所，在那儿坐着看乐儿。有一回碰上俩人揪着来了，不是因为骑自行车压脚了，是啐涶沫，迸上衣服，等到派出所都没印儿了。警察我也熟，他就那么处理的，去里面坐着，这叫晾晾。呆会儿，没那么长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不到，俩人出来对警察说对不起。后来就走了。我一看这个题材不错，晚上半宿没睡，写出来了。加上警察三个人，还有个我，怎么处理呢？就想到了用改变声音的方式塑造形象，一个大粗嗓，一个尖嗓，民警普通话。这样就不用解释了。弄完了以后，我先给当时人大一位副主任说，他听完了以后乐了，说好！而且不落俗套。基本没有老段子痕迹。开始是返场饶这个，结果一饶下不去了。有一位中学校长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好。还有些文人都说好。但我爸爸评价《五味俱全》最好。说这活儿我使到满分了。

　　记者：现在还会有人像你们小时候那么苦学相声的吗？

　　马：那时候你得撂地吃饭。现在没有这一说呀。现在演出时上场得化妆，那时候顾不上。一会儿下来，一会儿又上去。就那样才能学会。有了工资了就往后稍了，多说一个也不多给我钱，养人也害人。过去没段子就盯不住场呀。再有过去学徒三年，一年效力。师傅得管他饭，一年我就得让你上台，我白养你三年不行。你三年中拿钱都是我的，师傅不能赔本了，这也促进长能耐，真打呀。现在学校四五年出来，什么不是的多了。过去的艺人嗓子不行，长得难看，没文化，你别看那样，就是有能耐，怎么回事，逼出来的。你看那些老艺人，各有各的绝技。这就是环境逼出来的。

　　记者：您还有什么爱好，除了相声？

　　马：我这个人就对传统的东西有兴趣，能背《论语》、《百家姓》、《千字文》，也是家里传下来的，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小时候还让我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古典诗歌。我比较喜爱古典文学，这不见得用得上，可是学问。我爸爸、我大爷（伯父）都这样。在台上有时候他们能引用这些内容，提高相声的档次，让人觉得相声不是光胡说八道，不是光无聊的贫嘴，也有正经的词。我爸爸汇文中学初中毕业。我大爷和我爸爸可以说是那时在相声界学问就算大的。我爷爷赚点钱了，就送我爸爸和我大爷读书。他的理想是我孩子得上学，将来在轮船公司当一个白领，这是他的愿望。我爸爸当初考警察没考上，宁当警察他也不说相声。那时候说相声的低人三分，不像现在演员了不起。我爷爷一直想改变门风。我大爷是甲等商业学校的，就是现在的中专，比我爸爸又多三年。他们哥儿俩的学问，在当时相声界就算高的。他能改编、创作，他们这代艺人一般做不到的。

　　记者：您从小总跟着老一代相声大师们，常听到看到挺可乐的事吗？

　　马：他们在一块儿净可乐的事。那时候周蛤蟆周爷爷还活着，住南市一个客栈里头，我总在那儿呆着。有时候我爸爸在那儿。别人也常看周爷爷去，围着说话。有时候来个外地说相声的，看周爷爷来，空着手。说会儿话，我爸爸就站起来：师父，我给您磕头了，跪下就给他磕头，周蛤蟆哈哈乐，也不说为什么。那位一听，噢，生日呀。赶紧就出去了，拎两只烧鸡，买一大包酱牛肉，再弄两瓶酒，您看您生日我也没给买寿桃，来随便吃了吧。吃完一乐。明个又来一个，又这一套。有的识破了，有的到了也没识破。我看这个多了，就明白了。周爷爷老过生日，一年里过好几回。这种玩笑特别多。无非就是穷人解解馋乐一乐。可我的记忆很深，也有意思。能反映那代艺人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