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的美学范畴来划分，相声艺术的审美创造总的来说是围绕喜剧性亦即“笑料”的制造或酝酿而展开的。而“笑”的形成却在手法与品位上有文野和高下之分。现代人对相声艺术的审美期待或者理论规范，早已突破玩闹调笑、插科打诨式的低俗娱乐，而是将其上升到一种负载着审美理想与哲学思辩的深刻幽默。于是，侯宝林式的儒雅、抑或马三立式的隽永，便格外地获得了喝彩。苏文茂却以他的含蕴稳健而著称。这种含蕴与稳健，既有着语言与表达上的凝炼和鲜明，又有着风格与内容上的含蓄与文雅。无论是他早期擅演的传统段子《论捧逗》、《批三国》、《文章会》，还是后来编演的新作品如《大办喜事》、《美名远扬》、《得寸进尺》、以及《高贵的女人》等等，均属行内通常所说的“文活”。这些“文活”在表演上要求演员必须具备非凡的“嘴皮子功夫”。换言之，正是此类擅演节目昭示并成就了苏文茂作为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独特风格。

    《论捧逗》是传统相声中最为独特有趣的段子，也是苏文茂后来与人合作整理并演出的最成功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美国学者莫大维(David Moser)在一篇题为《论相声的“自指性”》的论文中，以一个异国学者独特的感受力指出：中国的相声说表所具有的种种特征里，有一个现象最为普遍，那就是拿自身艺术的形式或表演者作为审视对象的表达手法。而这个外国人眼里的“自指性”的最集中也最极端的表现，于《论捧逗》已然不是诸如“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之类的开场白，而是节目即作品本身所要表现的内容；即是关于相声艺术由题材到内容的彻底的“自我指代“与“自我评判”。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论捧逗》可以称之为相声艺术家向听众观众进行艺术的普及教育亦即自我推销的绝妙广告。整理之前的《论捧逗》又名《捧逗争哏》或《八不咧》，内容比较粗糙且结构拖沓松散。苏文茂等整理后的《论捧逗》，形式上以“论”立题，在知识性的示范表演中，揭示了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在艺术合作上的必备品格，指出了夸大任何一方都会出现的尴尬。但作品的立意尤其是苏文茂与他的老搭档朱相臣的表演，则远远在审美上超越了知识性介绍的层面，而是在“自指”与“自审”中，使听众观众举一反三、由此及彼，领悟出工作、学习、生活中互相配合的重要性与自高自大的危害性。相声不是文学作品而仅供案头阅读，相声是表演艺术故其艺术效果的实现主要靠演员舞台表演的传达。《论捧逗》作为文词读来仅仅使人有所启悟，但要在舞台上说表而让观众听众在笑声中受到启示，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作品本身乃是“文活”，没有明显外露的“包袱”与“笑料”可供人发笑，笑声制造因而全赖表演者的舞台功力，演员的口风因而起着关键的作用。其次，《论捧逗》乃是表现有关相声表演者相互配合的内容的，在此不啻为一种考试：因为一个对相声艺术自身规律缺乏深刻认识且没有较高造诣的演员，是很难表演好这个作品的。此外，《论捧逗》又毕竟不是艺术教科书，其艺术创造的最终本意于此绝不仅仅是普及相声表演知识，其主要的美学旨趣，仍在于其内容本身所透示出的思辩特色，以及这种题旨立意传达给听众观众的思想启迪。然而，作为一段其所擅演的保留节目，作为自行注人心血整理升华的再创造作品，《论捧逗》之于苏文茂与其说是一个挑战、一种成功，毋宁视其为苏文茂相声编演的一个优长证明和一种风格标帜更为确切。

    类似《论捧逗》式作品这种具有广泛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但却缺少相声艺术本身火爆关节的“文活”，其表演要求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能“于无声处起惊雷”，即在原本平淡的说表中抖响“包袱”，引发笑声；二是“于平常之中见深刻”，即在就事论事之外，暗含弦外之音。亦即在类似《论捧逗》式的“论”上下功夫，作文章。通过轻松幽默的论辩，传达深沉严肃的思想。而其审美的接受的关键，则在于其说表能够“余音绕梁”，让听众观众回味无穷。含蓄的作品尽管托出含蓄的表演，但含蓄美的前提仍然是以“不含蓄”亦即激发起听众观众的思考为最终目的，同时却让人感到其表演又确实是含蓄的。表演效果追求即“包袱”的“皮儿薄”，并不等于表现手段即审美创，造的“浅、白、直”，这种辩证关系历来是摆在相声演员面前的一对不易把握的矛盾，但在苏文茂那里则统一得很好。所以他擅演的“文活”也能现出“火爆”般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