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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因喜欢相声，倾慕侯宝林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走近这位大师的；也是因为倾慕他而有《论侯宝林的相声艺术》论文发表，才在八十年代初晋升为副教授；还是因为他的提携、推荐，我的专著《 中国的相声》得以出版，此后不久我便升为教授。侯宝林对他的儿女们总是耳提面命地说：“别忘了你们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布丝儿都是相声给的。”故也鹦鹉学舌地向我的儿女们重复着粒米寸布和相声的干系。
“反右”以后，我的“作家梦”破灭，在升入大三分专业时，我被“服从分配”到了“语言专业”。由于才气不逮而兴味索然。于是就做《关于相声语言》的毕业论文，冀希因此而接近艺术。天如人意，我竟因此而被分配至侯宝林所在的说唱团任创作员。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既热情而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使我铭记终生。一句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句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才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文革”开始，我和他相继受到冲击，他是定了性的“死老虎”，我是审查始终尚未定性的“活老虎”。在没有下放“干校”之前他被监督劳动时，我贸然钻进他正在擦洗的厕所，也正告他两句话，一是：“交代问题不要胡说八道。”一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就像第一次见面他送我的两句名言一样，算是对他赠言的回报。而后我们在干校劳改时虽不发一言却“眉目传情”，知道彼此的心境。只是麦收扛麻包时连当初“小病大养”的“走资派”们都扛起就走急起直追，而我则包一上肩立即坐地，屡试屡败。是他正言厉色地告我：“腰腰是男人根，你得挺起来”哦，他的话立即奏效，不仅使我免遭批判之苦，同时也增强了生命信心——还有这话的潜在含义更是受益终生。而后就是林彪垮台了，在他接应我锄完棉花趟子的地头前，我们痛饮孑孓浮游在水洼上的雨水，而后在地头喘息的片刻，我预言说：“你该回去了，肯定比我早。”他含含糊糊不知所云。就在此后不到一周，他便打道回府。据说毛泽东圈定十人“落实政策”，他是其中之一。我的“预言”也算对他棉花地之情的另次回报。再后我就调到南开大学接受工人阶级“上、管、改”了。直到八十年代我们才因合作写书走到一起，虽是京津两地工作分离，却是相知相交友谊的开始。他对人介绍我说是“半师半友”的关系，我则坚称他是我“全方位的老师”。我对他的仰视与时并进历久弥深。
日前一家电视台访我，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顿时哑然。因为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他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我和他无话不谈的深层接触中，他的“逗你玩”本领只在物态和行为文化的表层——只在起居饮食、“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的性格和情感的层面。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正是由于他那与生惧来的“悲剧情结”，使他从小就极其自尊，连检煤核儿、乞讨时都从不涎颜媚脸。也正是这种自尊使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也正是这种自尊，激励他要把自己当人，要把相声从“玩意儿”擢升为艺术。１９４０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是靠他传神动听的学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伦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并在街上碰见了他的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这“人啦”在天津话里有“人模狗样”和“人者仁也”的双重含义。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我就是要把自己当人把相声当成艺术”这位同行不以为然地说：“你行，咱们走着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