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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侯宝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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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31 18:28:00
《天津演唱》
（美）培瑞、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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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声现代化的复杂发展过程中，成功也伴随着某些风险。大剧场和麦克风难道不会破坏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亲切感吗？不正像使初学的学生感到方便的磁带录音，无法代替往昔修养有素的严师一样吗？怀旧的人们会注意到相声已无可避免的和它的祖宗分离了。但现代形式的优点确实又是突出的，特别是观众规模的扩大，演员的增长，题材的灵活多样，（只要没有过多的行政干涉）。以及相声界的骨干人物自觉主动进行的值得称道的改革。
所谓骨干人物包括有演员、作家、学者和其他对现代相声怀有热烈兴趣的人们。在演员中，也许是在所有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眼界宽广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六十三岁的侯宝林，是中国最受尊重的知名人士之一。上街的时候他需要带上深帽子黑眼镜，以免让人们认出来弄到交通堵塞。尽管他把表演的技巧归功于严格的训练，而天赋的条件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他那清晰悦耳偶带沙声的嗓音，就是谈论严肃的事情，也会教人觉得很“逗”。他嘲笑自己长得很“丑”，事实上，他眯缝着的细眼，再配上浓眉毛和高颧骨的喜剧风采，就是不化妆，也让人联想到京剧中的丑角。尤为可贵的是他模仿的才能，面部表情的模拟妙不可言，声音的模拟更让人为之绝倒。他除了观察别人怎样去“学”以外，没有谁教过他。
如何学艺，和他早年经历的迷人的故事，已由他自己在《我和相声》一文中备加叙述，这里只想补充一点他对近代相声发展的贡献。正像他自己介绍过的，他最早的成就，在于“唱”。在相声表演艺术里，“唱”历来是四种基本功之一，（另外三种是“说、学、逗”）不过，以前的“唱”更多的是为了叫座儿，而不是为了娱乐观众。幼年学过京剧的侯宝林，看出来在相声中更大地发挥“唱”的作用的潜在可能性，既然我们要“唱”，他解释说：为什么不唱出京剧的高水平来，给观众欣赏幽默的同时也享受到唱腔的美？当１９４２年他对此初试成功时，有些前辈们不以为然。观众却衷心接受这一革新。志趣相投的艺人也学他的路子。这一点，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分歧，使相声在四十年代期间，已产生了两个学派，“正统派”和“革新派”。
解放以后，“革新派”在一些热心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领导人的赞助下，更扩展了他们的事业。１９５０年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写的《相声的来源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可以算是一篇对“北京相声改革小组”起了号召作用的文章。这个小组开始清除一些不健康的逗笑手法，包括脏字眼儿和糟踏劳动人民（“乡巴佬”过去常是揶揄的对象）。又削弱了另外一些手法，例如表演者相互侮辱之类。作为“改革小组”的积极成员，侯宝林发现并带头提倡一种“含蓄”的相声艺术——宁失之文雅，勿失之粗鲁；尤为重要的是，要让观众经常能够自己去领略喜剧的高潮，而不要使他们感到你把话都说到头了。不惜放弃了所有粗浅的逗笑手法，从各个方面去搜寻或发展新的、更高级的素材，不仅保持了甚而更提高了优秀相声段子里的幽默成份。卓越的幽默家老舍，曾对此贡献了自己的天才，他亲手创作了一批相声段子。
有些人开始注意编印中国和外国的笑话集以丰富相声的资源，侯宝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书籍的无餍的收集者。解放前他基本是文盲，如今能读书，而且他宣称很喜欢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莫里哀和马克、吐温。他收集的中国的笑话书，包括明版书，几乎是国内此类书的最富的收藏者。可惜的是，大多数已被毁于文革期间！
较之提供参考书，更重要的政策是鼓励年轻的演员们观察生活，创造自己的新段子。实际上侯宝林在解放以前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有感于四十年代下半期北京那些挂牌骗人的英文教师，侯宝林编了一段讽刺江湖教师及其受害者的相声。解放后他编的第一个段子是配合婚姻法的《婚姻与迷信》，成功地把教育人民的主题思想与尖锐的讽刺结合起来。后来，这种结合却变得日益困难，终于发展到前些年的那种毫不可笑的官办相声。不过这种鼓励人们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去创造相声的范例却保存下来，这也正好说明今天相声的进一步繁荣，不只与出版物的公开发行有关，事实上它连系着那些遍及工厂、公社和说不清在什么地方的民间喜剧家为民间的听众们所发表的作品。
１９６０年，侯宝林召集了一个相声演员们的会议打算整理在北京流行的全部相声段子，收集到了三百多个段子的名目；在天津的调查还远远超过了三百。他把八十个段子的完整的抄本，编为四卷出版。然而他又伤心的补充说，他自己的几卷都在文革中失去，但他知道，“有些还在”，希望能追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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