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却经常自谦道：“我不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嘛，没什么了不起。”在他自谦的话浯后边，跳动着一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火热的心。他曾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侯宝林的今天。”

    侯宝林出身贫寒，这位一生给人们带来欢笑的相声艺术大师，连自己生身父母的姓氏都不知道，在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到了侯家。童年侯宝林是在捡煤核、打粥、卖冰核、卖豌豆、卖报纸中熬着日子，有时还要“厚着脸皮挨门挨户去喊：“行好的老爷太太，您给点吃的吧！”

    自12岁登台，到75岁逝世，侯宝林在相声艺术道路上艰难跋涉了63个春秋。他“自觉地扛起相声改革的大旗，为相声艺术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为维护相声的尊严，纯洁相声的语言，丰富相声的表演，丰满相声的形象而不懈地努力。”(马季语)

文明相声的功臣

    “侯宝林对相声有功。”这句话出自著名相声艺人张寿臣之口。其理由之一：相声从侯宝林开始“攒底”，并且挣“攒底”的钱。

    “攒底”即是演出顺序中最后一个节目，也称“大轴”。解放前演曲艺的园子里有条老规矩，“攒底”的节目是京韵大鼓，即使是京韵大鼓刚开口便走一半儿观众，也要维护京韵大鼓的地位；相声一般往前排，最好的演员也得屈居“倒二”。侯宝林对这个规矩甚为恼火，一来认为相声艺术受了委屈，二来认为经济上分配不公。“倒二”与“攒底”在钱数上相差很多。1944年，侯宝林在天津小梨园演出，替一位京韵大鼓演员“攒底”两个月，却还拿“倒二”的钱。侯宝林据理力争，不但坚持要相声“攒底”，还要求拿“攒底”的钱。态度明朗而又坚决，对此正当要求戏园掌柜不得不做出让步。

    争得“攒底”并不仅是改变演出的顺序问题，而是争出一个天公地道，而是争得一口气，使相声艺术、相声艺人有了一个公平合理的地位与尊严。

    “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这句话出自使侯宝林成名的天津观众口。40年代末期，相声里脏话很多，有的格调较低。“在各种群众市场或明地上的许多相声演出中，流行一些所谓‘臭活’，更是以露骨的表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为主要内容。”(《中国曲艺史》)。在那个时期里，相声再“臭”也是允许的。有志气的相声艺人，愤而改行另谋职业。侯宝林一度因别人看不起相声而改演话剧。从话剧又回到相声之后，他便下定了“把相声搞进艺术圈”的决心，坚决丢弃低级下流、黄色的内容，进行“净化”工作。反对在台上骂人、打人。为此，还被同行讥笑为“相声界的革命者”。侯宝林有演京剧的功底、演话剧的体会。在以后的相声中注意了演员形象的树立。在他的相声中，不说脏话，不说没用的废话，既不拿自己家人亲友抓哏，也不原谅自己的语言毛病，始终以严肃的艺术态度要求自己。据讲，在侯宝林演出的段子中，只有《改行》中“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一句玩笑话。

    在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广播说唱团联合举行挖掘整理传统相声的研讨会中，有人向侯宝林提出，请他在内部演几段“荤”的(黄色的)让大家都观摩观摩。侯宝林动情地说：“那些糟粕，都是旧相声艺人为吃饭糊口蒙人骗钱的产物，解放了，翻身了，大家都是文艺工作者了，决不能再演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了。即使在内部也请给我们留点面子吧。”

    侯宝林为净化相声语言，几十年来奔走呼号，以一个语言工作者的责任呼吁要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努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相声艺术空前活跃。在热闹的同时，有的相声工作者有些忘乎所以，鄙薄传统，“反正话”、“俏皮话”等不洁语言，父亲母亲妻子儿子类的玩笑又出现在舞台上。侯宝林感到十分难受。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撰文《回头路走不得》告诫年轻人。文中还举了评书艺人陈荣启因不堪忍受说相声时在台上挨骂的屈辱“跳槽”离去的例子，反复劝说相声工作者“说点儿好的行不行？”他问大家：“难道我们今天的思想水平还不如那时的陈荣启先生高吗！”侯宝林先生是有威望的，尤其在相声演员中，侯先生的话对他们的台风，对他们的艺术都起着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