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了几年私塾，长到十多岁，父亲总想叫我作艺，母亲福世英总想叫我做工。我学了一出京剧《女起解》，又入“富连成”科班，也没入成。母亲遂托邻居金秉诚，让我到《每日评论》报馆学徒，学了四个来月，报纸停版了。我又到《民生报》学了两个来月，报纸也停版了。父亲还叫学京剧，天天儿他拉胡琴，我唱那出《女起解》。

    1936年，母亲认识了大业印刷局经理颜子江的太太，托她让我到大业学徒。我先与铸字老师学铸字，后与排字老师学排字。其间，还在京华印书局，做过《联绵字典》的装版工作。

    1939年，我十八岁时，前门外劝业场开了“新罗天”演出曲艺，我去听了高德明、绪得贵的相声。他们演出《倭瓜镖》，我是越听越可笑，由此喜欢听相声。

    二去新罗天，戴少甫、于俊波合说的相声是《戏迷药方》。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段《戏迷药方》编的很有意思，很可笑。

    再去“新罗天”，场子改演评戏了。北边有个小场子，演出相声大会，我听过高玉峰、金晓山的相声，郭荣起、常宝霖的相声，高德明、绪得贵的相声。

    我还去西单商场“启明茶社”，听了常连安、常宝霆的相声，以及华子元的相声《戏迷传》。

    这一年，我与师父成了近邻。一天，父亲将师父让到家里，叫我跟师父学相声，师父答应了。从此，工余之后到师父家学相声，头一段学的是《地理图》。

    我还到天桥，师父掌穴的那个老相声场子听相声。所以说老相声场子，是因为这块明地，经过我们三代演员，即师爷焦德海、刘德智，师伯张寿臣，师父于俊波，师叔白宝亭等在此说相声。

    师父于俊波掌穴时，师父周德山，师叔陈子全，师兄白全福、罗荣寿在那儿演出。

    我工余到天桥相声场子学说相声，被大业印刷局经理颜子江知道了，不同意我去天桥学相声。我便离开了大业印刷局。此后，我每天上午到于老师家学相声，午饭后到天桥学说相声。

    后来，师父与戴少甫去天津演出，我又到白全福家学相声。天桥相声场子增加了朱阔泉的徒弟李宝麒。我有时上午到他家学相声。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与师弟侯宝林同去沈阳说相声，因为俩人闹意见分开了，他说单口相声。
经李宝麒介绍认识了绪得贵。绪得贵曾带我到尚小云办的科班“荣春社”和李万春办的科班“鸣春社”，教丑角学员《菜单子》。

    李宝麒还带我到东安市场内的“新中国茶社”，听张杰尧、绪得贵、李宝麒演出相声。后来，李宝麒入了“启明茶社”，我又认识了常连安、吉评三、侯一尘、赵霭如、王长友、常宝霖、常宝霆、常宝华。

    李宝麒在骡马市大街“宾宴春”应了一个堂会，叫我给他捧哏，他说了一段《打牌论》，下场后，他抱怨我没有捧好。我赌气说，你说单的吧，我不干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看了很多部电影，我用电影片子的名字，写了一段对口相声《影迷药方》。写完后交给白全福师兄了，这是我在学说相声当中写的相声。

    1941年，我又去做工，先后在中国大学印刷部、慈成印刷局、大业印刷局、京城印刷局排字。京城印刷局的活干完后，有位工友叫我去唐山《冀东日报》排字，我去了一看，工资不多，生活很苦。我由唐山回北平，在天津停留两天，正赶上听了侯宝林与郭启儒说的相声《卖布头》。我觉得侯宝林嗓子好，说得也好。回北平后，又在东方印刷局排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