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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期,在北京西单商场内,紧靠熊德山摔跤场有个坐西朝东的相声场子。在此卖艺的有:张傻子、高德明、绪得贵、汤金澄、戴少甫、高德光、朱阔泉(绰号:大面包),其中前五位被人们称为“笑林五杰”。最惹人注目的是张傻子,他是相声演员中唯一留仁丹短胡,着西装演出的演员。同时,他还发售自己编辑的小32开铅印小册子,题名《笑海》。那里边既登相声段子,也发理论文章。如:他在《笑海》创刊号上,写道:“………相声之来源远矣,首创者,乃大周优丹,优孟。自优孟假扮孙叔敖一事后,乃有优孟衣冠之语。古之优人,每次献技,不过一二人或三四人,可随时唤至人前,只当场一事一物,作为谈笑资料。既不化装,又不唱,只是偶尔歌之。今之相声与古优无异……”这在当时看来,都认为是相声场子中的新鲜事。
张傻子(1893—1971年),原名:张葆华。别名:张杰尧、张七奎。曾用名:张稽祖,汉军旗人,祖籍浙江嘉兴,先辈曾世代为官,后家业衰落,从他父亲张武林起,就成了戏法、评书艺人。张傻子生于天津、幼年时,读过私塾,1903年十岁时,进入一个河北梆子戏班学习,除学唱功之外,还得练弯腰、劈叉、倒立等基本功,经常被老师打得浑身青紫,折磨得不成人样。两年后,他就私下逃跑了。戏虽然没学成,但是学唱表演方面却打下了基础,在以后演出相声〝柳活儿〝 时,发挥了作用。从天津跑出来以后,他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捡煤核,拉小绊,打执事…,什么活儿都干过。流浪到河南焦作,碰见了京剧艺人田月樵,田正组织一个京剧、梆子两下锅的“混合班”。由于张杰尧有河北梆子的功底,于是,就参加班里,演唱武生、老生,当时使用的是张七奎的名字。在戏班待了一个时期,他又回到北京找他姐姐和姐夫。有了“栖身之地”后,他便时常到天桥市场去游逛,天桥是曲艺杂技艺人群星荟萃之地,很多身怀绝技的艺人都在那里“撂地”演出,最吸引游客的是相声场子。《江湖丛画》曾经有诗赞美:“辫子低垂首插腰,开言四做笑声招,莫因流口讥生意,社会人情胜笔描。”当时,在天桥表演相声的演员有:万人迷(李德锡)、张麻子(张德泉)、粉子颜等;张傻子最喜欢听万人迷的相声,并且边听边模仿,倒也学会了一些相声段子。后来,他决定“身怀相声艺,闯到外埠去”,磨炼磨炼。
1919年,他与骆彩祥、王子亮几个人合作到上海、苏州等地去表演相声。1920年,转到南京夫子庙,1921年,转到开封相国寺。接着,又去郑州、漯河、驻马店、信阳、汉口等地献艺。1922年,在汉口,他开始与绪德贵合作。不久,遇上武汉群众因反对北洋军阀而高呼打倒“北方侉子”一事,张杰尧只得返回开封。住在相国寺前的“青云客栈”。同客栈找住着一位河南坠子老艺人郭文斌(绰号:郭大辫子),他见张杰尧年轻有为,就提出把自己的女儿郭棣华许配给她。张于1927年与他结婚,并先后生了三个女女儿。长女掌珠,乳名阿慧;次女上珠,乳名阿聪,三女明珠,乳名阿敏。他给女儿起乳名,都带有不要忘记祖籍江南的意思。
1924年以后,正是冯玉祥将军所属国民军驻扎在河南的时期,省会开封冠阖云集,市场一片繁荣。张杰尧表演的相声渐臻成熟,受到群众的欢迎。由于他表演的发脱卖相好,装傻充楞恰如其分,群众送他个绰号“张傻子”。他先后担任过开封联艺会会员、郑州市联艺会会长,管理艺人登记,演出等事项。这时,他还收了弟子单松亭、关松鹏等。他的内弟郭稽东(原名:郭三九),也向他学相声。随后,他又经徐州、蚌埠到了南京。
1928年冬天,南京降了五十多天的大雪,夫子庙无法“撂地演出”,张只好困居在旅店里。正赶上常宝昆自津到宁和他同住一个旅店。常便向张讨教。张便将《闹公堂》(又名《戏迷知县》)、《五方元音》、《七不贤》等段子教给了常,这些段子都是张杰尧创作的,但经过常宝昆的演出,其中,有的灌制了唱片(如《闹公堂》),这些相声段子,便风行全国,扩大了影响。《五行诗》也是张杰尧创作的。冯子玉学会后,来到天津表演,加以推广,使之成了相声的传统保留节目。
1931年,张杰尧又回到北京。有一天,他到自塔寺去逛庙会。白塔寺在景德街(现25阜成门内大街),原名妙应寺。据说是元朝时,入仕中国的尼泊尔人阿尼哥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修建的。庙会的西北角的小院里有个“撂地”说相声的。张转悠到那儿一看,说相声的正是绪德贵。绪一见张,满面堆欢:“傻大爷,您票上一段儿怎么样?”这时候,天色已晚,张灵机一动说:“好吧!”于是,他就唱了个“开门柳” 。唱的是周信芳先生的“麒派”的《斩经堂》。北京人听京戏听惯了“谭派”(谭鑫培)、“余派”(余叔岩)的唱腔,很少听过“麒派”的唱腔,乍一听,感到很新鲜,一下子把观众给吸引过来了。大家鼓掌表示欢迎。天黑下来了。领班的常保臣说:“明天是护国寺庙会,请您到哪儿去说几段,头一段无论挣多少,都归您。”
护国寺在定阜大街,原名崇国寺,是个喇嘛庙。庙会的规模比自塔寺大。听相声的观众有一部份是从白塔寺追转过来的。第二天,张傻子去了,下决心要把头场说好。他精神饱满地说完正段之外,文加演了两个小段儿,周围的观众一个劲叫好。头一次演出他就挣了一钱板铜子(盛一千铜子可兑换大洋二元)。当时,六七个人演一天也就只挣一钱板铜子。张傻子这一段演下来比谁挣得都多。张杰尧心说:“领班的该让我包钱啦!”可领班的没这么说,却笑着直让:“您再说一段吧!”张杰尧心想:“噢!敢情我昨天听错了,可能是第二段挣的归我。好咧!第二段,他更卖力气了,又加演了两个小段儿,嚄!这次比上次收的还多。领班的一看,忙对张杰尧说:“干脆,你就参加我们这儿的演出吧,!演完给您打份儿得啦!”
就这样,张傻子便参加他们这个“班儿”了。他先是在西单商场南棚和常保臣、胡兰亭、小苹果(胡的女儿)联合演出。后来,他又到北棚和高德明、绪得贵、汤金澄、大面包(朱阔泉)、高德光等一起演出,逢年过节,以及“堂会”(专场)演出时,为活跃气氛,除演出相声芦、双簧,有时也反串小戏,彩扮登台,如《小上坟》、《打面缸》、《打枣》等,以展示他们的才能。
北京是一座比较保守的古城。相声演员一张嘴,就是“想当初”。张傻子经过名师指点,深得相声中的“三昧”。他走南闯北,博采广收,自编自演了很多新段子。是个名符其实的相声革新派。如仿学上海话,学唱卖梨膏糖调……等,都是他由南方带回来的。《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打严嵩》、《文盲家信》、《婚诗》、《潘巧云告状》、《耍猴儿》、《学坠子》、《冒名伶》、《二十八须》等都是他精心编演的。在表演风格上,他独具一枝。做、学姑娘,老太太,上海商人,河南艺人神似形似,惟妙惟肖。所以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曾说:“傻大爷一身都是嘴。”可见他表演技艺之高超。
张傻子对他的弟子要求很严。他的弟子练基本功都是从〝贯口〞练嘴皮子开始。如《地理图》、《菜单子》、《开粥厂》等,都是以方言为主的“倒口活”。他让弟子们一开始就明确:相声是使人发笑的艺术,但应该追求健康的、不俗不土、不温不火、恰到好处的笑,力避用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引人发笑。
在西单商场北场演出时,一天,有位在附近居住的老太太,听说商场里有相声棚子,表演的逗乐极了。就兴致勃勃地奔相声棚来了。高德明在棚外一见老太太便拦住问:
“老太太,您找忱谁呀?”
“不找谁。今儿呀,进去听段儿相声。”老大太说着就朝里走。高德明一听就倒吸一口凉气。心想:“妇道人家听这个怎么行!”于是他就向老太太解释:
“老太太,这相声您听着不合适。”
没等高德明说完,老太太就抢过话头问:
“怎么个不合适?”
高德明笑着说:“相声里没有人话,请回吧!”
老太太挺不高兴,说了句闲话:“你们说相声的吃不吃粮食呀?”
高德明陪笑说:“吃粮食呀!”
老太太盯着不放:“吃粮食怎么不说人话呢?”
众人语塞,赶紧进棚子里找张杰尧;高德明还在劝老太太:“这么说吧,相声里有些词儿,妇道人家听了是有些不便呀。”
老太太一绷脸:“不会不说那些伤风败俗的话,让我们妇道人家也能来听,不更好吗?”
这时,张杰尧出来了。听到老太太的议论,他就对朱阔泉(大面包)说:“老太太说得蛮在理儿。我早就琢磨过,咱们的相声是该免去脏话,改成净口。让男女老少都能听才好呢!”说着,他把老太太请进棚子。张杰尧和朱阔泉先说了段《巧媒》。老太太点头咂嘴,还要接着听,他们又说了段《罗成戏貂婵》,老太太听了很高兴,要再听一段,最后,他们又说了段《闯公堂》,老太太笑得前仰后合,连眼泪都笑出来了,连说:“怎么说,我们妇道人家不能听?一点也不伤风败俗啊!”临走时,老太太还说了句笑话:“张傻子、大面包说人话,像这样,明儿我还来听。”一句话,把观众都给逗乐了。旧社会,封建的门户观念很深,张傻子在艺业上是高闻元(相声界称为“老高二”,即高德明之父)的弟子。再加上自己的不断创造,1935年前后,他在北京已经形成一股相声的新潮流。但有些同行却说他“门户不真”,予以排斥。他盛怒之下,傲视侪辈,给自己起了名字,叫“张稽祖”。这引起了京、津两地相声艺人的抗议。京、津相声界,公推张寿臣来找他商谈。此后,他便取消了张稽祖这个名字。当时,俩人还合影留念,张傻子身着西服,张寿臣穿大褂,扇子上写着“京津(相声)二巨头”五个字。
张傻子还受过封建遗老遗少的歧视、刁难。有一次,他穿上一身笔挺的西服到涛贝勒府去演出。刚上台,涛贝勒就问:“傻子,今儿穿的这是什么衣裳呀?”“爷,您不知道,现在时兴穿这个。这叫西服。”涛贝勒露了怯,很不痛快。心说:“我身为贝勒,还不如你这作艺的……”旁边有位皇亲插话了:“放肆!好好伺候爷,多卖力气。”张傻子一看,这位多嘴的只长了一只眼,便旁敲侧击挖苦他:“我们艺人是顺嘴胡咧,没什么学问,也就能说点儿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五只眼……”寓意是有只瞎蛤蟆在叫唤)这位皇亲明白。张杰尧是在挖苦他。使勃然大怒。涛贝勒不愿扫了兴致,就过来打圆场说:“傻子该罚。这样吧,你再说一段把这个碴儿补找回来,爷有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