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灯光，污浊的空气，空虚的精神状态，渺小卑琐的情怀，都在那牌桌上——在人物的对话和争吵中显现，成为那个将要死亡了的旧中国的写照。

    郭荣起生于天津，他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津门度过的。由于他从小生活在市井小巷，所以当时社会的黑暗、人间的不平，感受的是那么深，世俗生活了解的又是那么细：终日奔波于街头的人力车夫，低眉流盼引吭清歌的卖唱少女，忍饥挨饿撂地赶场的曲坛艺人，沿街挑担卖菜的小孩，穷困的老妇，白面儿馆的烟鬼，吆五喝六的赌棍，作恶多端的恶霸地痞……

    市井生活和亲身经历，不能不在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他整理的相声作品中留下那个时代和阶层的烙印。

    1940年，郭荣起进了北京“启明茶社”为比他小13岁的常宝霖捧哏。23岁的小伙子，精力充沛，除了在“启明茶社”演出外，他还赶其它园子。有时碰着熟悉的观众让“使”一段，他也去逗哏。《怯拉车》、《闹公堂》，他逗得还很火爆，观众反映也不错，一来二去他就以逗哏为主了。

    不久，刘宝瑞从济南回到北京，也进了“启明茶社”，他们俩搭了伴。刘宝瑞学艺早，“活路”宽，有他的合作，郭荣起劲头更足。他们应了北平电台的零点节目（夜12点播放相声），互为捧逗，一连播演了4个月，每天不重，除了有些经常上演的节目外，还演出了一些茶社不常演的节目，如《喝寿木》、《财迷回家》、《铃铛谱》、《门头沟》、《朱夫子》、《打油诗》等。由于每天在电台演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也成了人们熟悉的相声演员了。

    郭荣起并不满足于原来会的节目，他还认真整理了几段新活。《山东人拜年》原来是一块“臭活”，根本不能在舞台上演出，他删去那些低级淫秽的语言糟粕，做了几次修改，结果演出效果很好。《怯讲演》原来有三个段落，前边是“耶稣讲演”，中间是“怯讲演”，后边是班长给学生们讲黄色电影。他去头掐尾，取其中间一段加以丰富，成为一段讽刺不会讲话人的段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整理的《打牌论》。《打牌论》是在原来《赌论》的基础上重新改编的。《赌论》原来有押宝、掷骰子、抽签儿等，然而这些在当时社会上已经不流行了，演出效果也差。郭荣起觉得打麻将已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赌博，何不改成推牌九、斗纸牌和打麻将呢！在相声的再创作中，郭荣起尤其注意从生活中寻找典型事件和捕捉社会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进而揣摩他们的心理状态，充实段子内容，刻画表演中的人物。为了刻画赌徒，他到赌场作了细心观察：贪婪者的手抓搔不已，老谋深算者不露神色，思前虑后的人不敢放胆出牌，百般性格都表露无遗。那些人时而喜不自禁，时而错愕失色，时而赤面争吵……卑琐的、诡诈奸巧的、如怨如诉的，无不应有尽有。

    郭荣起1942年定稿改名《打牌论》，其后在演出中，又几经修改。这个段子终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抗战胜利后，郭荣起回到天津。国民党统治下的天津依然乌烟瘴气，邪恶势力猖獗。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不招致横祸，他每天疲于奔命，经常是下了杂耍园的日场就去电台播音。吃过晚饭，再赶到“群英”、“小梨园”、“大观园”几家场子演出。这一段，和他合作的是朱相臣。朱相臣捧哏：声音和相貌结合好，不善于大嚷大闹，语言幽默，翻出的包袱含蓄，使人有回味。郭荣起擅长“倒口”，运用方言表演，自然合谐，流利自如，能够很好地和“包袱”结合，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朱相臣这样一位搭档，他如鱼得水。他们演出的节目十分火爆，仅一段《打牌论》，在天津就常演不衰，风靡全城。郭荣起为此得了个“郭三元”的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