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这时，李寿增在济南“晨光茶社”做班主。刘宝瑞在那跟他发生了矛盾，另开了一个茶社，叫什么名字我记下清了（据相声老艺人阎笑儒的回忆，是“光明茶社”），两家相声场子对立起来，他们都各自邀人，都想把对方压垮。李寿增连续三次到北京来邀我，我都婉言谢绝了。后来还是刘宝瑞的那个相声场子垮了。

    刘宝瑞从济南回到北京，也进了“启明茶社”，我们俩搭了伴。因为我们俩从小在一起，又都在外地干了些年，各种类型的节目都能演出，“活路”很宽广。这时我们又应了北京电台的零点节目（即在夜间十二点在电台播放相声）。我们俩在电台互为捧逗，一连在电台播演了四个月，每天不重，除了有些经常上演的节目外，还演出一些当时在茶社不常演的节目，如《喝寿本》，《财迷回家》、《铃铛谱》、《门头沟》、《朱夫子》、《打油诗》等。这些节目在茶社演出不太“火”，在电台演播可以没有这个顾虑。由干每天在这个时间演播，节目从来下“翻头”，确实打动了社会各个阶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许多的所谓社会名流也追到“启明茶社”去听相声，把“启明茶社”的社会声誉也给抬起来了。

    在这期间，我除了演出原来会的节目外，还整理了几段新活，如《打牌论》、《怯讲演》、《山东人拜年》等。《打牌论》是在原来《赌论》的基础上重新改编，原来有押宝、掷骰子、抽签儿等，后来我感到押宝、掷骰子在社会上已经不流行，演出效果也差了，我就改成推牌九、斗纸牌和打麻将牌，因为在那时打麻将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赌博。演出以后得到很强烈的共鸣，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保留节目。

    《山东人拜年》原来是一块“臭活”，根本不能在舞台上演出，我删去那些低级淫秽的语言，做些修改，几次演出效果也很好。《怯讲演》是我在北京患了一阵中耳炎，在家歇工时整理的一段节目，这个段子原来有三个段落，前边是“耶稣讲演”，中间是“怯讲演”，后边是学校班长给学生们讲黄色电影，我就掐取中间一段加以丰富，成为一段讽刺不会讲话的人的段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节目不敢演，怕那些社会上出头露面的人找麻烦。

    在这期间，我有两次和白云鹏先生南下，第一次是到南京演出。同去的演员有单弦演员谢芮芝、京韵大鼓演员宋幼香、空竹演员王桂英、河南坠子演员朱桂芝等，和我搭伴的是王长友，我们是在夫子庙南街一家茶社演出，达个茶社的名字我忘了。在那里上堂会时碰见过我们南方的同行朱香飞、包一飞，相比之下，南方演员表演比较洒脱，我们就比较朴实，但从当时的演出效果看，观众还是对我们的反映强烈。在南京演出一个月，我们又回到北京。 

    另一次是到上海演出，白先生邀我和刘宝瑞同去，这次同去的有单弦演员谢芮芝、京韵大鼓演员方红宝、梅花大鼓演员方红霞、踢毽演员宋少臣、空竹演日王桂英等，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恩培亚”戏院演出了两个月。后来又挪到跑马厅附近的一家评戏园子续演了两个月，生意就一般了，合同期满以后，我们又回到北京。

    这次回到北京，许多曲艺园子邀我，常连安还让我回“启明茶社”，我就先回了“启明”，正式和罗荣寿搭伴，这时我还经常到外边去赶场。连安怕影响“启明”的生意，就劝我别再出去赶场，给我加“半个份儿”（即增加一半工资）。可是这时外边堂会越来越多，有些同行人也来找我，我考虑总不出去也不合适，后来我干脆提出给我加的“半个份儿”我不要了，还是坚持去赴堂会或其它曲艺园子。

    这时常宝堃、赵佩茹他们在天津组织“兄弟剧团”，以演“笑剧”为主，也兼演曲艺节目，轰动了京津两地，他们三次托人给我带信，邀我到天津参加“兄弟剧团”。我当时考虑“兄弟剧团”被大恶霸袁文会控制着，演员在那里受欺压，我没有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