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沈阳本来是应沈阳西门里“祥云阁茶社”的邀请，按原来的计划是和我父亲“使活”，谁知到那头一炮就没打响，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父子哏”的节目，人家听着不可乐了；再加上跟自己父亲同台表演有些顾虑放不开，艺术发挥不出来。结果演了三天，被迫停下来。按过去的惯例，我是接受“祥云阁”邀来的，必须演够一个月才许换地方，因为“祥云阁”掌柜的刘凤起也是天津人，和我父亲很要好，就答应换个地方试试。

    当时沈阳有白万铭、白银耳、熙醒甡等人的“连大学”，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祥云阁”跟我父亲没打响，所以人家“大学”不让进。可是那些人都和我父亲下错。结果虽然“大学”不吸收我，却派出李永春给我搭伴，先在“外学”演出，这样我就在“工余”、“万全”等几家茶社赶场。

    由于换了伙伴，原来的顾虑没有了，并吸取了前次的经验，这回在表演上放开了，演出的“活路”也宽了。这时我演出的节目有我父亲的许多“柳活”，如《大改行》、《山东二簧》、《学梆子》，加上我会的一些节目，如“怯口哏”《交地租》、《豆腐房》；表现人物的《醋点灯》、《梦中婚》、《朱夫子》；学唱的《学坠子》、《闹公堂》等。经过这几个月的演出，观众也熟悉了，我的生意也“火”起来，这时“大学”又想邀我进去。可是我当时有个想法。我业务不行你们不要我，看我“火”了又想要我，我还不去呢。由于我没有回到“大学”，结果，他们把派出的李永春抽回去了。我就又和在“万全茶社”演出的何玉清搭伙，正这时有一部电影片子（可能叫《艺苑情侣》，内容是描写艺人的生活），他们想在演片子前加几场曲艺，找到了我们，我们就答应了。当时和我们一起去的有：梅花大鼓演员花五宝、单弦演员荣华亭、乐亭大鼓演员伯菊秋等。随着这部影片到长春、哈尔滨等地巡回演出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我和何玉清把“活”都使熟了，又回到沈阳。

    到沈阳演出没多久，听说锦州也有人开了茶社，邀不到演员，我父亲又把我们介绍到锦州。我还和何玉清搭伴，他当“票头”，我们就带一伙人一起到锦州。到锦州生意相当好，干了两个多月，这时我得到消息，我父亲从沈阳回到天津，在天津病故了。我当时心情很沉痛，就向大家告假赶回天津。到天津以后，丧事已经由侯一尘、阎笑儒、班德贵等大伙帮忙料理完了，我向大家道谢以后表示还要回锦州。这时常宝堃请我在“永元德”吃饭，提起他父亲常连安在北京干的“启明茶社”想邀我到那里演出。因为我也总想到北京向同行们进行艺术交流，就答应了。又回到锦州和大家说好，办完手续，回到北京进入“启明茶社”。

    一九四零年我进了北京“启明茶社”。“启明茶社”原来也是普通的曲艺场子，后来常连安加以改建，把原来的板凳改成了椅子，夏天装上了电扇，完全是当时的小型剧场的样子，这比一般的相声场子就有所提高，观众面也不断扩大，在这里不演当时相声场子中流行的“臭活”，所以还出现了“女座”。这样，“启明茶社”就比其它的小型茶社有所改进。在那演出的有：刘德志、赵霭如、于俊波、王长友、白全福、罗荣寿和常家父子。后来张寿臣、吉评三、马桂元等人也参加过“启明”的演出。我刚到“启明”应的是给常宝霖捧哏。后来在赶其它园子的演出中，有时碰上熟观众烦我“使”一个，我也去逗哏。这时经常演出的节目有《怯拉车》、《闹公堂》等，观众反映很强烈，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就以逗哏为主了。

    这时我在北京看了许多同行的表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德明。他当时在北京观众中声望很高，给他捧哏的是绪德贵。他们经常在“新罗天”、“哈尔飞”等剧场演出。高德明表演的特点是火爆，说话速度快，当时我曾暗下决心：一年以后一定要赶上他！这种想法在当时当然是一种争强好胜，但又促使我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我在这期间，除了上“启明”以外，也经常上“堂会”。有时绪德贵、王长友、罗荣寿等也给我捧哏。也有时跟别人赶其它曲艺园子。当时东安市场有三家：“中国茶社”、“凤凰厅”和“上海游艺社”；东单有“新世界”，西单有“西单游艺厅”等。由于我经常到各曲艺场子演出，北京的观众对我就逐渐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