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在“联兴茶社”呆了三年多，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后来李寿增在河东地道外开了一块地，把我和孙少林接了去，这时我已经出师，到那就成了正式演员。在地道外时间不长，就转到河北鸟市“声远茶社”。当时在天津，“声远”和“联兴”都是相声演员最集中的地方。当时在“声远茶社”演出的有周德山、马桂元、马寿延、于堃江、杨少奎、刘广文、刘奎珍、袁佩楼、班德贵等，还有孟继春演双簧。

    在这些人中，马桂元也是我师哥，他演出的《老老年》、《醋点灯》、《学四省话》、《吃元宵》、《扒马褂》等都很有特色，表演时动作很形象，他的“单活”《贾行家》、《三近视》和“大笑话”《贼鬼夺刀》也很不错。

    于堃江是焦德海的徒弟，他的“倒口活”也很好，如《交地租》、《怯堂会》等都是他经常演出的节目。他还擅长摹仿当时电影中的“王先生”，学得很象，给大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寿延原来唱太平歌词，也说相声。后来改说评书，更名马轸华，以《沽上英雄谱》出名。

    在这些人中，刘广文、杨少奎、袁佩楼、刘奎珍是那里的主将，他们各有特色。刘广文（即刘文亨之父）善于学唱，活路宽广；袁佩楼善于“贯口”，口齿清楚；刘奎珍语言幽默，富于回味，并有些创作能力。杨少奎捧逗俱佳，深沉稳重。

    在鸟市外边有个河北电影院，当时从北京邀来张杰尧（艺名“张傻子”）和绪德贵等人在那里加场（即在演电影之前加演曲艺），我经常到那去看他们的表演。张杰尧是北京人，但久在河南一带演出，他的河南话学得很象，演出的代表节目有《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婵》、《奴家不出来》（即《假梅兰芳》）、《学坠子》和《耍猴》。《关公战秦琼》的内容今天大家已经很熟悉，《罗成戏貂婵》和《关公战秦琼》的内容差不多；《学坠子》还是过去“杂学”的形式，最后是学武坠子的演唱。这些节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后来我演的《学坠子》就从这里受到启发，我是学乔清秀、董桂枝、程玉兰三派不同的唱法。

    我在鸟市期间遇上了“七七”事变。日本占领了北平以后，正要南下占领天津，这时天津的社会秩序很乱，人心恐慌，相声场子的生意很不好；有些日本特务也加紧活动，他们到处破坏。有一次在相声场子就放过定时炸弹，把赵佩茹、李洁尘炸伤，还送进了医院。相声场子的生意也维护不下去了，我就到张寿臣师哥家避难（因为我张师哥当时住在法国教堂附近，是属于租界地，那里比较安全），有机会向张师哥学艺。那时他已有嗜好，吸鸦片烟很严重，一吸就是到半夜，在夜间无事时，他给我说了《豆腐房》、《怯洗澡》等“怯口哏”，我在那里住了有两个月，学习了很多东西。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局势逐渐平稳下来，市面恢复了正常，说相声的还得以口为业，我又回到鸟市去了。当时在“声远”附近还有一家“三友茶社”，在那演出的有周德山、吉评三、秦佩贤、荷花女、杨文华等，我就参加了“三友茶社”的演出。

    在“三友”演出一年多（当时已经是1939年），遇天津闹大水，这又是劳动人民的一次灾难。那时我和周德山师叔住在南市“大舞台”对过的“新新公寓”，在八月二十日那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到城里说评书的周评镇家中“摇会”，十一点钟天津就进水了，水是从南边来的，全市一片混乱。大水把南市一带给淹了，我回不了旅馆就直奔鸟市“三友茶社”。在当时许多人都集中到鸟市后街的“小华北”戏院避难，这时相声场子的生意又受到严重的威胁。

    天津被大水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来水逐渐退去，相声场子虽然恢复了生意，但水灾后许多市民生活很不安定，都需要重新建家，相声场子的生意也受到影响。正这时于俊波找我，说在“燕乐戏院”（即后来的“红旗戏院”）演出的相声演员戴少甫死了，那里缺相声，想邀我去。那时候像“燕乐”、“小梨园”那样杂耍园子的掌柜的看不起这些小茶社或撂地说相声的，“包银”给得低，因而没有说妥。这时正遇沈阳“祥云阁茶社”掌柜的刘凤起到天津邀人，因为我父亲当时在沈阳，我想到那以后我们爷俩可以互相照顾，我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