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师的表演善于掌握语言技巧，如《大保镖》、《粥挑子》，使得很有分寸，同行人也很佩服。我还听过他许多单口相声，如《怯跟班》、《怯进京》、《古董王》等。据别人讲，他的“八大棍”（即“大笑话”）也很好，但是我没听过。

    这时我开始懂得了谁的“活”好，我就千方百计地跟他学，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李少清和高桂清两人。李少清是我师哥，比我大十多岁，表演中声与相的结合很好，善于运用表情表达内容，按我们行话说就是“脸上有买卖”。他的“倒口活”也很有特点，学出来很象。后来我演《绕口今》也运用“倒口”，就是跟他学的。他还经常演出“单活”，如《山东人斗法》、《柳官上任》等。在这些节目中，有时一抬头或一扭脸，动作虽然不大，但是很能传神，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高桂清也是我的师哥，他虽然在嘴上有缺欠，但基本功很扎实，“贯口活”使得很有特色。如《八扇屏》、《菜单子》、《地理图》等，表演气口好，尺寸准确，都很受群众欢迎。

    赵佩茹、刘宝瑞、李洁尘我们岁数都差不多，如果按相声辈数说都是我的晚辈，可是他们学艺都比我早，这时他们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能够顶着干活，我当时还不行。因此，我每天都去得很早，主动干些徒弟活儿，如开场前先扫地、摆凳子。那时相声场子是三面观众，中间空地是相声演员表演的地方，两个演员对面站着说，“使活”时是逗哏的演员来找捧哏的。观众可以坐在三面凳子上。我摆完凳子就可以听“活”。这时我听了许多节目，如李少清的《找堂会》、《八不咧》、《绕口令》和大笑话《九头案》等，赵佩茹的《财迷回家》、《朋友论》；刘宝瑞的《打白狼》、《卖五器》；李洁尘的《大娶亲》、《白事会》等。在饭口时有些演员回家吃饭去，这时场上顶着干“活”的人少，我经常和孙少林表演，当时我们俩都很小，经常是他逗我捧，有时他连续说几段累了，我就唱段太平歌词或说段笑话，这样就有了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俩在艺术上提高不少。

    我从这时就对一些节目有了自己的看法，如当时在相声场子里流行的“臭活”我就很不喜欢，从来就不说。这时我开始努力继承我父亲的“柳活”，如《山东二黄》、《杂学大鼓》、  《学梆子》、《学莲花落》等；我也锻炼使“单活”，如听师父的《怯跟班》、《古董王》等，初步摸索一些经验。

    那时我还很年轻，在艺术上刚有些开窍，老师就故去了。我父亲说我笨，瞧不起我，我自己暗下决心，不怕下苦功夫，坚信一定能够学出来。那时我学“活”采用这样四个方法：第一，白天自己仔细听别人的“活”，记在心里，到晚上散了场回家，夜里自己动脑子“顺活儿”；有时一段节目想不起来，我一直想到深夜，直到想起来顺好了为止。第二，是利用一切时间练“活”，每天除了“上地”听“活”以外，走路、吃饭、上厕所脑子都不闭着，嘴里也练，很多“贯口活”的“趟子”是我走路时背下来的。第三，是向生活学习，为学山东活我各处找山东人去学。那时天津有几家山东饭馆，如登赢楼、天和玉等，楼上都是应包各种喜寿宴会，楼下是经济大众饭，我就常去那里吃经济大众饭，和人家混熟了跟人家学，后来人家知道了我的来意也教给我，或者我学完叫人家指正。第四，和同行人学，我知道李少清师哥“倒口活”好，“单活”也好，我就追着跟他学。那时候他已经沾染上了吸毒品的嗜好，我当时还只能拿零钱，我就把这钱存下来不花，有时追他到白面儿馆给他送去，就为使他高兴，好跟他学“活”。我为向李寿增师哥学“活”，经常给他跑路，有一次下雨我给他家送钱去，在过地道时水没腰深，一咬牙我趟水把钱送到他家，后来他也很受感动，给我说了一些节目，如我演出的《八扇屏》、《夸住宅》就是跟他学的。赵佩茹按门户说虽然是我的徒侄，但他有些节目演得很好，我就虚心向他学习。这样，日久天长我的艺术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