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艺经过         
                       
    我家本是山西太原府人，从老辈说几代都是雇农。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给人家看果木园子，后来因为闹灾荒，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就逃荒到北京，在天桥附近的一家杠房里做工。

    我父亲叫郭瑞林，小的时候在北京学过京戏，唱小花脸。因“断国孝”不许开锣唱戏，由固桐晟介绍到相声场子，拜范长利为师学说相声。后来和李德钖（艺名“万人迷”），马德禄（马三立之父）、李瑞峰（艺名“李麻子”）等人一起来到天津。

    他们先在北城根一带“撂地”，那里散杂艺人很多，后来我父亲和李德钖合作，在北马路“宝和轩”茶社演出。他们老哥俩互为捧逗，当时业务很好；演出日子不多，这老哥俩因为分账发生口角，两人就分开了，我父亲去东北演出多年。

    我父亲的表演，说、学、逗、唱都很好，他演出的节目“活路”很广。如“贯口活”《八扇屏》、《地理图》；“柳活”《山东二簧》、《杂学大鼓》等，都很受群众的欢迎。那时他演出的学唱节目中，还有《杂学竹板书》和《改行》两段最有特色。《杂学竹板书》是摹仿当时的各种“七块板”演唱，其中包括学数来宝、竹板书和莲花落，学得很像。他演出的《改行》，基本事件和现在演的差不离，但是所学的唱段和现在不同，其中有唱梆子的演员改行卖硬面饽饽（是学元元红唱），京剧须生演员改行卖包子（是学李吉瑞唱），唱梆梆佛的演员改行卖杏，唱莲花落的演员改行卖切糕等。每段学得都很像，因为他嗓音很甜。

    那时说相声的演员都会唱太平歌词，原来的唱法比较平直，没有韵味，经过我父亲等人研究，作了改革，增添了韵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经过王兆麟进一步改革，形成一种新调，因为他嗓音宽亮，底音醇厚，唱出来好听，叫他给唱“红”了。

    我在三岁就失去母亲，父亲长年在东北演出，我就住在外祖父家中。我外祖父生活也很困难，就仗着给人家拆洗浆做维持生活。到我八岁那年，我父亲从东北回来，住在南市“大舞台”南边有个“四合义”店房，在那住在一起的有李瑞峰、周德山（艺名“周蛤蟆”）等人，我父亲叫我跟李瑞峰学“活”，他托咐完就又回东北去了。李瑞峰跟我父亲是师兄弟，他的脾气很不好，关照我父亲的面子，给我说了《六口人》、《反七口》、《鸟不叫》等三块“活”，作为开蒙，我自己也听会了一些节目。李师叔性子很急，教我几回不会就不教了。记得有一回我跟他在老“三不管”明地演出，由于我没有经验，见了观众害怕，一着急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就把我给轰开，自己说了一段单口。后来嫌我太笨，就把我打发回我外祖父家中去。因为我外祖父家生活很贫困，多了一个吃饭的，我就去做小工，在这期间我卖过糖，给冰窖拉过冰……

    到我十一岁那年，我父亲又从东北回来，看我在生活上还是没有着落，就问起我的学艺情况，我告诉他学会了哪些“活”，在我说的节目中有《家堂令》，这是过去我们说相声的学徒打基础的节目，我父亲很重视这一环，叫我给他说一遍。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在地上听会的，有许多地方不对，我父亲很着急，一气之下打我七藤杆。我虽然挨了打，但很理解他的心情，自己的父亲何尝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呢？我父亲为了叫我在生活上有着落，就又把我交给侯一尘，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徒弟，总觉得可以对我有些照顾。旧社会相声界门户观念很严重，相声演员没有师父是不许干的，虽然我父亲是干这行的也不行。我父亲临回东北前，口头说好叫我拜马德禄先生为师。可是我还是随着大伙听“活”。这时候侯一尘正在谦德庄相声场子演出，我就跟着他一块到地上听“活”。当时和他一块演出的有白银耳、杨文华（外号“杨刺挠”）、冯子玉和他的两个儿子（即冯立铎、冯立璋），在谦德庄呆了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