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于北京，流行全国。根据《江湖丛谈》记载，最早说单口相声的艺人是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的张三禄，“当其上明地时，以说、学、逗、唱四大技能作艺……自称其艺为相声”。其后，是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在北京西城一带撂地表演的单口相声艺人马麻子，“蒙古车王府曲本”《风流词客》曲词说他表演的情形是“紧接着闹个谢情凑凑趣，打个皮科遛遛钢”、“好话之中必掺着趣话，他怄得那古板之人都笑断了肠……”。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马三立《京津相声演员谱系》一文记载，张三禄曾传艺给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的朱绍文(一作朱少文)。朱原来演唱太平歌词，所说小笑话、逗哏及贯口活有些是从张三禄那里学来的。朱在发展相声上有很大成就：他编演了新段子分别与他的徒弟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和范有缘合作说演，由此出现对口相声；他将满族子弟票友阿彦涛收为代拉师弟(即代师傅收徒弟)，促使票友的“清门”相声和艺人的“浑门”相声合流；朱还将由评书改行说相声的沈春和收为代拉师弟，由此形成朱家门、阿家门、沈家门相声的三个门派；从他开始，相声行业有了传徒授艺的规矩。据此，则已知相声的第一代艺人为张三禄，朱、阿、沈为第二代，师承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经历了八代，以继承朱派艺业的最多。成名于北京的有：第三代的恩绪；第四代的焦德海、刘德智、李德钖、玉德龙、张杰尧、陈子贞、高德明；第五代的张寿臣、汤金城、常连安、于俊波、绪德贵、郭启儒、赵霭如、谭伯如；第六代的侯宝林、戴少甫、刘宝瑞、王长友、郭全宝、罗荣寿、王世臣、常宝华；第七代的马季、赵振铎、高英培、侯跃文、牛群；第八代的姜昆、冯巩、李金斗等。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英敛之《也是集续篇》里介绍相声说：“其登场献技，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声音，摹拟仿效，加以讥评，以供笑乐，此所谓相声也。该相声者，每一张口人则捧腹，甚有闻其趣语数年后向人述之，闻者尚笑不可抑，其感动力亦云大矣。”民国二十二年(1933)张笑侠在《相声总论》一文中提到相声的来历：“在从前只是在王公府第中的堂会中有，外间少见。后来学者众多，堂会又少，实在不足维持生活的，慢慢地便在台上说。又过了几年，便跑到天桥地场上说去了。所以有一般人全管他们说相声的叫做‘叫花子’的。”还提到艺人的遭遇，“在光绪的中叶，曾通令禁止设场子卖艺，他们这一行也在其中。年久了，他们这一行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慢慢地散布到各大商埠，差不多的地方，全都有了他们的踪迹”。“清门”相声源于1800年左右产生的“全堂八角鼓”演出中的逗哏，多由旗籍票友自编自演，曲目有《酒令》、《灯谜》、《扒马褂》等，词句修洁，通称文哏。“浑门”相声最初为撂地卖艺时的即兴创作，比较粗俗，通称打骂哏。清末二者合流，去芜存菁，形成了俗不伤雅的新风格，在发展过程中旁采博引，吸取了评书、莲花落、练把式、变戏法、滑稽二簧等有关说唱的技巧，形成了说、学、逗、唱兼备的艺术。

    相声的表演方式，最初有两种，在帷幕中表演的相声称“暗春”，公开表演的相声称“明春”。到了清宣统三年(1911)后只有“明春”一种在继续发展。相声的形式共分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三种。单口相声，是一个演员表演的长短笑话。对口相声，是两个演员表演的，叙述人甲称“逗哏”，辅助对话的乙称“捧哏”，表演时，依甲乙二人说表内容的轻重与语言风格之不同，又可分为“一头沉”、“子母哏”和“贯口活”三类。群口相声，是三个以上演员共同表演的，甲称“逗哏”，乙称“捧哏”，丙等称“腻缝”。

    一段相声一般由“垫话儿”——即兴的开场白；“瓢把儿”——转入正文的过渡性引子；“正活儿”——正文；“底”——掀起高潮后的结尾四部分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创作的相声也常有省略“瓢把儿”的。相声用艺术手法组成“包袱儿”，表演当中通过说表而“抖响”使人们发笑。其手法计有：三番(翻)四抖、先褒后贬、阴错阳差、一语双关、自相矛盾、表里不一、歪讲曲解、违反常规等数十种。每一段相声里一般含有四五个以上风趣幽默的“包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