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次创作的喜剧《阿古顿巴》剧照。

　
　　10年前我在阿里工作，一个朋友从拉萨带回一盘磁带，藏语相声《歌舞的海洋》。听着那诙谐幽默的语言，整个夏天我都在哈哈大笑，我记住了相声作者的名字——索朗次仁，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几年后我登门采访了他。
　　
　　第一个将相声引进者不是我
　　
　　索次啦住在拉萨团结新村，家中布置得简朴大方。
　　
　　他谦虚地对我们说，我并不是第一个把相声艺术引进西藏的人。
　　
　　1959年前后，西藏曲艺界前辈洛桑多吉先生，是第一个把侯宝林大师的相声《醉酒》翻译成藏语，介绍给拉萨观众的。这部作品语言生动、内涵深刻，表演者形象幽默、风趣，受到藏族群众的欢迎。从此后，洛桑多吉、土登等藏族曲艺演员开始有意识地涉足这一领域，致使该艺术在西藏逐渐扎下根。
　　
　　他说，细究起来，相声艺术的雏形西藏早已有之。
　　
　　苦行僧、笑金刚米拉日巴就有一个“谐盖”（逗笑者）的绰号。米拉日巴生活态度非常严谨，但说起笑话来是出口成章、妙语联珠。
　　
　　过去拉萨的“贡塘曲美”羌姆（跳神）法会及后藏“斯姆钦莫”歌舞节上就有“谐盖巴”，即专司逗笑取乐的业余说唱者。在法会休息时，当别人吃饭、游乐的时候，他们一般是分开站的两个人，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话题无所不及，既有事先设计好的笑料，也有即兴编的，他们表情、动作幽默滑稽，常引得众人捧腹大笑，场面热烈。当然这类作品比较散乱，没有鲜明的主题思想，也没有成熟的表演技巧，因此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相声，但这种表演形式在民间很受欢迎。
　　
　　“肖不谐”（掷骰子歌）是娱乐活动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歌词一般幽默，引人发笑。
　　
　　他说，藏族在生活生产中类似这样的幽默是举不胜举的。

　　藏族天生快乐幽默
　　
　　藏族是个热情、开朗的民族，在西藏，到处都能听到开怀的笑声，到处都能看到灿烂的笑脸，高原的人似乎天生与忧愁无缘。
　　
　　索次啦说，这首先是藏族的生活环境因素。一是过去人们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没有娱乐传媒及其设施，那个年代，人们靠自娱自乐，其中之一就是说唱艺术。因此，幽默、笑话、弹唱、“仲谐”（史诗）、“折嘎”、故事等为主体的语言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二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活，人类需要文化生活和精神支柱，于是，笑就成了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与民俗民风有直接关系。过去广大农牧区几乎没有正规教育，父母教育孩子是言传身教和故事、谚语、笑话等民间传统形式；成人在劳动之余，说笑话、逗嘴、讲故事，令人轻松、放松。
　　
　　第三，藏语言文字本身的魅力也是曲艺在西藏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它词汇丰富、表现力强、贴近生活、群众基础广，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无论是格言、谚语、民谣、民歌、方言、土话、故事、唱词……都能让你驶进语言的海洋，而藏族同胞又个个能说会道、能言善辨，因此，产生优秀的曲艺作品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比如集幽默、机智、善辨并且专整治有钱人、德行差的人于一身的阿古顿巴，就是代表。
　　
　　现在不一样了，人们有了说话的自由，再也不用事事往阿古顿巴身上靠，想轻松幽默一把，更多人的就去听相声、看小品。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索次啦开始了藏语相声的创作。
　　

十世班禅大师与索次（左二）、降边嘉措、班觉的合影。

　　创作源于生活
　　
　　他的第一部相声作品是80年代初期创作的《治穷致富》。这是索次啦苦心构思几个月的心血之作，反映了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里，人民困窘的生活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在雪域西藏开花结果的喜人景象。这是对错误路线的控诉，更是动员人民走向富裕的冲锋号。这个段子一炮打响，影响很大，很多外地观众专程跑到拉萨来看这个节目。拉萨市歌舞团土登等人在堆龙德庆县演出时，只要有这段相声，观众特别多。藏族群众说，这个节目有很深的感染力，使人深受启发，开四五次会也比不上看你们一个节目。
　　
　　索次说，现在看来这个段子在艺术上不一定有多大的突破，但它源于生活，观众欢迎。这给了他继续创作的勇气和信心。
　　
　　索次曾两次到尼泊尔探亲。交谈中他发现国外藏胞的藏语中夹杂着大量外语词汇，诸如“我到‘巴杂尔’去”，“去看‘毕迦拉’”，藏语加尼语，不是当地人还真听不明白。他想，在西藏特别是拉萨，不少人也使用这种“四不像”语言，日常生活中这样使用还可以容忍，但在教学、科研单位或正式场合中如此讲话就非常不严肃了。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工作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净化民族语言而奔走呼号。因此他创作了藏语相声《四不像》提倡纯净民族语言、保持民族语言文字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节目演出后，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
　　
　　当然，幽默艺术不应该局限于批判和讽刺，他著名相声段子《歌舞的海洋》和《圣地布达拉宫》则不属于这一种。
　　
　　谈起《歌舞的海洋》时，一向健谈的索次语气缓慢地说，在那个视文化为“毒草”的荒唐年代，藏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突然间仿佛从人间蒸发了，全国的舞台上只剩下几个“样板戏”。“文革”结束后，传统的东西已经被“破”完了，可新的东西没能马上出现，所以大街小巷里充斥着颓废的港台流行歌曲和国外的通俗文化，民族和传统的东西仍然没有市场。我觉得我应该做“唤醒记忆”的工作，把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尽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就这样，《歌舞的海洋》与观众见面了。
　　
　　这部作品又一次大获成功。
　　
　　还有一批是歌颂型、知识型的，相声《圣地布达拉宫》就是代表。
　　
　　索次的爷爷奶奶是有名的工匠艺人，80多年前为参加布达拉宫的维修工程他们举家从山南老家迁到拉萨，索次啦也是在这宫殿山脚下长大的。从小爷爷奶奶就给他讲关于布达拉宫的的许多故事——宫殿外墙角笔直，传说把一腔羊肉从墙角放下来，到了墙根那腔肉能从脊椎处整整齐齐剖成两半；外墙还有一定的角度，说是从宫顶上贴着墙面顺一个鸡蛋下来，鸡蛋都不会打碎……他从小就对布达拉宫就心怀神秘感并充满了敬仰。看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涌向布达拉宫，他想到了如果他的相声能把这雪域瑰宝、藏汉建筑艺术的杰作、如今已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布达拉宫通过相声形式介绍给更多的人，也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果然，相声《圣地布达拉宫》受到听众的欢迎和赞许。
　　
　　有人说曲艺家是“笑匠”，索次啦却认为曲艺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他说，相声创作是个非常艰苦的行当，每一部作品都应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为了收集创作素材，他经常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把闪光的语言、动听的故事记录下来；他经常到茶馆、集市听取群众的意见——这些都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和依据。他认为一个合格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超前意识。正因为他牢记着，所以才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段子。
　　
　　索朗次仁的座右铭
　　
　　索次啦是给人送去欢乐的使者，而他的人生志趣也离不开一个“乐”字——苦中求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
　　
　　对于苦中求乐，他说，创作是个苦中求乐的职业，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有甘甜的果实，一个合格的曲艺创作者必须甘于吃苦乐于吃苦，只有这样才能有收获；第二，助人为乐，这是索次先生做人的重要原则，他长期为拉萨曲艺队及区内其他文艺团体撰写作品，对于业余团体和演员更是倾力相助，毫无保留，他说“只要戏剧、曲艺事业在高原上开花结果，我就乐在其中了”；还有知足常乐，索次啦说，我出了书，有了名气、有了高级职称、有了专家待遇，国家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我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为各族听众奉献更多更新的优秀作品，才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培养。
　　

与著名曲艺家姜昆、土登在一起。作者提供

　　索朗次仁小传索朗次仁，藏族曲艺作家，当代第一位用藏民族语言创作戏剧、曲艺作品的国家一级编剧，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西藏曲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曲艺志·西藏卷》主编。1945年生于拉萨市，196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67－1987年任自治区话剧团演员兼编剧，1987年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编剧。 主要作品有六场抒情悲剧《斯几毕几》、五场讽刺戏剧《阿古顿巴》、独幕话剧《受贿者》、《酸酒》、《恩将仇报》；电视剧《三个拉萨姑娘》、《宗吉》、《红绿灯下》、《恩惠》；电视专题片《故乡》、《我热恋的故乡》、《欢腾的拉萨》、《高原上的邦绵花》以及歌曲《拉萨姑娘》、《敬酒歌》、《心爱的故乡》、《心中洁白的花》等。主要曲艺代表作有藏语说唱 “折嘎”《说不完的故事》、《贺喜》、《吉祥的祝辞》、《祝福》；藏语相声《歌舞的海洋》、《治穷致富》、《话说拉萨》、《成语的海洋》、《四不像》、《古城新貌》、《花酒之争》、《圣地拉萨》、《哈达》、《雪域瑰宝》、《我长大了吗》等。 1993年曾荣获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文艺奖”并被授予“西藏自治区优秀专家”的光荣称号。藏族曲艺表演艺术家、高原曲艺园里的黄金搭档土登和米玛表演的绝大部分相声是由索次创作的。 1994年，《笑林春使》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藏族说唱艺术概论》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他主编的《中国曲艺志·西藏卷》已通过复审，也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