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鲁迅以外，当时中国文坛上还出现了老舍、钱钟书、沙汀、张天翼、赵树理等一批以幽默为武器，刻画生动、讽刺犀利、爱憎分明的幽默讽刺作家。他们的作品如《骆驼祥子》、《围城》、《在其香居茶馆里》、《华威先生》、《小二黑结婚》等及其所塑造的形象。在中国幽默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丁西林、陈白尘的喜剧《一只马蜂》、《压迫》、《结婚进行曲》《升官图》等继承了中外传统喜剧的幽默风格。代表了戏剧幽默的发展方向。袁水拍的讽刺诗集《马凡陀的山歌》集嬉笑怒骂于幽默歌谣的形式，把诗歌幽默的战斗性集中而有力地体现出来了。在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形式都程度不一地受到幽默的渗透，还产生了一批以讽刺性幽默见长的新体裁，如杂文、相声、漫画、独脚戏、滑稽戏等。以倡导、传播幽默为宗旨的幽默杂志首次在中国出现，表明幽默这一外来的美学概念已逐渐取得了立足之地，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被人们认可，其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越来越引起广泛的重视。

　　１９４９年以后，幽默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幽默曾经一度繁荣，突出表现为喜剧性作品的丰收。小说、戏剧、曲艺、电影等佳作叠出，幽默形象源源而来。小说有赵树理《三里湾》中的“常有理”、《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等，戏剧有老舍《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女店员》中的齐母、《西望长安》中的唐石青等幽默形象出现；讽刺喜剧有《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布谷鸟又叫了》、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等，电影有喜剧片《李双双》、《女理发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相声有《买猴》、《开会迷》、《夜行记》《改行》、《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等。五十年代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幽默艺术中道衰落。六十年代初，随着杂文创作热潮的兴起，幽默艺术再度复苏，突出地表现为在杂文中以幽默手法伸张正义，褒扬真善美，讽刺歪风邪气。马南村（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是这种战斗性幽默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幽默为主要手段的艺术体裁如喜剧、相声、漫画等均遭禁止，但以“政治笑话”、“幽默诗词”等形式出现的幽默仍在民间流传。

　　十年“文革”结束后，从即刻发韧的“嘲讽文艺”，到稍后的“反思文艺”，及至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改革文艺”和中期以来的“探索文艺”，中国幽默几乎经历了人类幽默发展史上的所有层次。

　　以讽刺性幽默为特色的“嘲讽文艺”矛头直指文革时期的极左人物及其极左路线，在讽刺喜剧、相声、漫画、喜剧电影、讽刺小说等形式下无情地嘲讽历史的丑类，因而反响强烈。《枫叶红了的时候》、《如此照相》、《帽子工厂》、《古彩戏法》、《苦恼人的笑》等作品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幽默出现在七十年代末的“反思文艺”时，着力于用喜剧手法、戏谑笔调和幽默语言反省历史。这—阶段幽默艺术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买买提处长轶事》、《李顺大造屋》、《笨人王老大》和《芙蓉镇》等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进入八十年代后，幽默艺术自信乐观的基调在文艺作品中进一步弘扬，出现了一大批以幽默手法展现改革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深刻变化主题的作品，如“陈奂生幽默系列小说”、喜剧片《咱们的牛百岁》等。

　　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探索文艺”，无论就内容或手法而言，都注入了较前更为深刻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这一阶段的幽默超越了传统的界线，尝试与之相对应的表现形式。目前中国幽默作品中出现的探索性品种，主要以“黑色幽默”、荒诞意识等当代流派为范本。其中又有适于艺术家本身风格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幽默手法的复杂化、个性化、立体化倾向。电影《黑炮事件》、戏曲《潘金莲》及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八十年代起，中国的幽默理论研究突飞猛进，研究范围也大大超过以前，内容日见丰富，层次不断提高。幽默基本理论、流派、规律和幽默发展史、艺术体裁、中外幽默比较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逐渐形成了喜剧美学这一独立学科，出现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专家，产生了大量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国幽默的实践和理论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幽默史上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