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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初，北京的相声艺人裕二福、裕德隆、李德钖、焦德海、马德禄、周德山、郭瑞林、范瑞亭、李瑞峰、张寿臣、李少卿、常连安等陆续来津后，通过在市区明地、茶楼、堂会演艺和进杂耍场、上电台播音等演艺、传艺、研艺活动，不断丰富技艺，扩大影响，有力地吸引了不同阶层的欣赏群与爱好者。至1929年，风华正茂的张寿臣不仅在“歌舞楼”为“鼓界大王”刘宝全担纲倒二相声，还以自身的艺术实践获得了“笑话大王”、“豪门幕宾”等桂冠，又带收师弟常连安、李寿增、朱阔泉和喜收7岁的小蘑菇为徒。此时，分散在津门各区明地的相声艺人，不禁发出慨叹：“苦于撂地度饥寒，仰望寿臣和连安”。他们流连于河东地道外、河西谦德庄、西关街三角地后，终于选择了南市与鸟市这两方经济繁荣、人烟稠密，聚集各行业的宝地。由郭瑞林、李瑞峰、陈子荃、冯子玉、李少卿、马寿延等策划奔走，多方联系，找到经营者后选择场地，集中演员。至1930年初，在南市东兴市场正门右侧“坝州李”把式场前兴建了“连兴茶社”，占地120平方米，建成方形客厅。顶棚高达8尺，开天窗梁柱齐备，门口窗棂俱全，三面半砖瓦结构留有入场处及半面活页门窗，东北犄角留出八平方米为演员休息室，为出入方便，只设简易门窗。
声远茶社位于鸟市北头，不过100平方米，四方形，演员休息室在左角探出场外，可从正门通过。两处建筑构造相同。值得提出的是演出方位与观众席的设计，连兴决定保持撂地打场或简易布棚的格局：表演者位于中心甲乙对面，自由灵活，易于与周围观众交流。声远原建小舞台，效杂耍场、说书场放采桌、设高凳，甲左乙右面向观众；后也改为场中心（5平方米左右）为表演区，捧哏者立采桌左，桌后设一数钱兼接包袱者，桌上放钱箱、钱板、扇子、头巾、醒木。逗哏者立于对面与桌左捧哏者交流，不时请坐在四周的观众参与，叙述、代言、学唱、评论、有感而发、现挂包袱……表演形式易于为群众接受。至于坐席，按当时书场、茶社的标准，只能硬木长条板凳，连兴原设32条，时有变化摆放，声远设28条，即中心区三面12条，南北各6条，台上4条。连兴左右各增2条，并于演员休息室外设宽高凳一座，以备军政界稽查和文化、新闻界观察之用。张寿臣、常宝堃、侯宝林、赵佩茹、孙少林、常宝霆等，均多次光临此席位，听活后必应观众与同行要求“票一段儿！”
当时，经过酝酿与初步实验，形成了马德禄、郭瑞林、周德山、李少卿、常连安、富寿严、陈子荃等在连兴献艺；李德祥、李瑞峰、马寿延、李寿增、白菜张、张钧（外号“张疤瘌眼儿”）、宋玉清、冯子玉等在声远献艺，由李德祥、李瑞峰主持，不久，杨云章因票演太平歌词响名，因常在声远票演，至1937年以杨少奎为名下海并经赵佩茹代收师弟，至1939年开始主持声远茶社业务。
连兴自开业后，即由马德禄、周德山主持业务并与郭瑞林、于福寿、马桂元、于堃江、高桂清、刘桂田、焦少海、高少亭等轮流逗捧，陆续涌现出马三立、郭荣启、尹寿山、闫笑儒、高笑临、马四立、赵佩茹、孙少林、耿宝林、史文汉、连笑昆等中坚力量，形成了津门相声的实力。这两家“相声大会”各由八至十名演员（包括女演员与带艺投师者）由下午1时“点买卖”击竹板唱“发四喜”及太平歌词、歪唱京剧等。轮流逗捧、循环演出，并参加每段底包袱后的敛钱，左手持筐箩不手背朝下。由于中间不休息，一直演到晚十时以后。每人日需演出五至八段，并逐段出场敛钱，才能适应业务需要，分到“整份儿”，即每晚散场后点清当日收入，前后台双方三七分账，当场开销。除“整份儿”外，还有“七厘”、“六厘”（整份儿之十分之六七）“丰份儿”和“拿零钱”。均由掌穴人（主持者）征集业务骨干和观众意见，视不同成员艺术进展决定。每晚按比例分钱后锁门回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