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本书的作者云游客，生平事迹未见籍载。但从本书的不少自述性的片段中，可以略见一斑。他说：“我老云自幼就到北平”，“时在清末”，“家中兄弟三人”。又说：“我自幼就爱谈奇说怪”，“读书时，曾因逃学，去听评书”，“受责数次”。但他“聪明过人”，“交际最广，哪界都有朋支，亦常给人调停个事”。大概他是个富家子弟，有点文化，不从事专一的正业，但竟能耗资四出云游，长达“三四十年”之久，“闯荡江湖，走了十几省”。北平（即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营口的洼坑甸、大连的西岗子等江湖人最集中、卖艺花式品种最多的热闹场所，他是经常驻足的。他上过当，受过骗，但逐渐领悟了：“社会里的情形，黑幕重重”，“行行有门，门门有道”，江湖艺人的技艺，也有“腥的”（假的）、“尖的”（真的），江湖人的谋生规律是：“腥加尖，最赚钱。”他“虽卖稿为生，每日埋头书案，当刷子匠”，但只要“有了闲工夫，就到外面去游逛。”什么“算卦相面的”、“看风水的”、“挑八字的”、“打把式卖艺的”、“打弹子的”、“砸石头的”、“摔跤的”、“演哑剧的”、“走高跷场的”、“拔火罐的”、“抖空竹的”、“卖刀疮药的”、“卖眼药的”、“卖牙痛药的”、“卖壮药的”、“卖刀剪的”、“卖针的”、“卖梳篦的”、“变戏法的”、“耍杂技的”、“唱大鼓书的”、“卖猴子药的”、“唱竹板书的”、“说评书的”、“说相声的”、“说数来宝的”、“修脚的”、“卖偏方的”、“治花柳的”、“耍猴儿的”、“拉洋片的”、“卖药糖的”、“卖耗子药的”、“点痣的”、“跑马戏的”、“玩魔术的”、“拐卖妇女进窑子的”、“当保镖的”、“合伙行骗谋财的”、“入室盗窃的”、“劫富济贫的”等，各路江湖人物。按“金”、“皮”、“彩”、“挂”、“平”、“团”、“调”、“柳”等八门归类，一门有一门的“领袖”，一门有一门的“规矩”，一门
有一门的“调侃语”（即江湖黑话），一门有一门的“长春会”（即江湖人的团体组织）。所有这些，作者都力图深入了解，随时注意搜集耳闻目睹的材料，到撰写本书时，他“成了半个老合”（即半个江湖人），“五十多岁了，明白些个江湖事儿，亦有些人管我叫‘江湖老合记者’呢！”（详见本书《江湖中之老合》节）。

二
    关于本书的撰写目的，作者在书中有不少直接的宣示。他说： “江湖人要骗人钱财，总是迎合社会里的人爱贪便宜的心理，研究出来种种方法，使人钻他们的圈，上他们的当。”“上江湖人的当”的，“都是贪便宜的人”。不上当的，只有“四个字的秘诀：不贪便宜。”为了达到使人不上当的目的，他下决心揭穿各门骗术的诡秘。他说：“我慢慢的探讨，得一事，就向阅者报告一事，总以爱护多数人，揭穿少数人的黑幕，为大众谋利除害”为宗旨，“以表示我老云忠于社会啊！”（见本书《江湖中的巾点黑幕》节）在作者看来，江湖人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黑幕中的江湖人，以行骗行盗为主，当然其中也有些是行侠仗义、扶弱锄强的；二类是以演艺、卖艺谋生的。对于后者的不幸，作者寄予深切的同情。他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总结他们的各类真功夫、真技艺，使之流传后世，发扬光大。例如，对于说相声的滑稽大王“万人迷”，作者就不只在一处记述了他学艺成才的经历，而且把他的滑稽逗笑经验加以提炼、升华，认为要有丑角的“本色”，要有“大智若愚”的喜剧性格，普遍的规律是“说笑者不笑”。作者甚至推而广之，要求“不论是哪行儿，亦是逗笑儿好。电影的片子，还是笑片能引人入胜，戏台上还有丑角儿，才能热闹；唱大鼓的，亦有老倭瓜、架冬瓜的滑稽大板；单弦里，亦有群信臣的滑稽单弦；说评书的能有叫座的魔力，双厚坪、吕正三、刘继业、袁杰英、海文泉等，亦是以把人逗笑为拿手。‘万象归春’这话是不假的，哪行儿能会的滑稽术，亦能受人欢迎。”（详几本